提起大禹治水，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大禹治水的成功，而是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而他的老爸治水却不能成功。马克思哲学者往往说大禹老爸治水不成功在于他采用了“堵”，没有尊重客观规律，大禹治水能成功在于他采用了“疏”，尊重客观了规律。其实，“堵”和“疏”都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只是方式不同，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在于人力与自然力量间的抗衡。我们的拦河筑坝不都是堵水吗?显然我们现在堵水很成功。为什么大禹老爸堵水就不成呢？这在于他面对的是更大的水，是来自天上的水。天上的水不是龙王爷控制的水，是玉帝控制的水，它很大，我们人类还没有能力与之抗衡，所以不能“堵”，只能“疏”。我们在河流山谷筑个堤坝，自然能堵住很多水，为我们造福。可是这些水最终是来自天上。天要下雨，有时会下得很大，远远超出堤坝的拦截能力，怎么办？我们此时如果有能力给玉帝一个电话，叫它下小一点，自然一切好办，可是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点，所以只好“疏”。其实所谓的“疏”就是放水，让下游淹水——即所谓分洪，是比“堵”要无奈得多的选择，但是它的确避免了更大损失。
其实我是很反对“物价持续上升或下降就是通胀或紧缩”这个基本教条，但是在本文得接受这个教条，不过得指出这个教条不是一贯正确，从而为“疏”字诀提供借口。在通胀和紧缩面前我们都是大禹老爸，总是强调“堵”，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抑制住什么，物价该涨时还是涨了，货币该不够时还是不够了。这里的败绩累累主要在于我们认识不足，我们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些价格规律，而这些价格规律是我们现有能力不能对抗的，“堵”字诀无效。我们目前的主要认识是货币与价格的关系，在此认识下价格问题就是货币问题，价格持续上升就是货币发行过多，价格持续上涨无力（不是价格持续下降）就是货币发行过少。由于货币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我们坚信我们能够抑制通胀，能够抑制紧缩。很多人知道这种认识有偏差，知道价格不仅仅是货币问题，但是指不出偏差在那儿。我知道这个偏差在那儿，在于我们的理论没有指出合理的价格上涨是什么。我也知道我声音很微弱，但是我还是会尽全力呐喊，为“以‘疏’为主，以‘堵’为辅”奠定理论基础。
一、一切反过来看时，我们会发现稳定物价是不可以的
要探明经典理论的问题在那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反过来看。反过来了，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曾经想发现而不能发现的问题。所以这里不妨假设供求平衡，假设货币供给合理（平衡），假设技术是可变的，假设商品是可变的，假设收入是可变的。我们也不再考察个体（企业），不再考察分工，而是考察群体（所有企业），而是考察合作。这样一切便反过来了。这样子反过来看，实质是暂时将经典理论描述的阁在一边，考察它们曾经阁在一边的东西，看看那些“不变”变化后是什么。
同样的问题，站在群体角度与站在个体角度其答案是大不相同的，比如“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我们站在个体（企业）角度得出答案是生产为了获取利润或者剩余价值，可是站在群体（社会、国家）角度得出答案不是这样，而是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在群体这个角度看，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部门、任何地区都是合作的，它们谁都没有独立生产出什么，群体的一切财富都是他们合作的产物。这种合作理念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得记住我们一直在延续的争论困境。有些人依照经典理论的视觉说农民应该穷，因为他们没有多生产粮食，反方说，那么农民就不给粮食你吃，饿死你。显然我们每个部门都可以对另一部门说这种很话，比如电力部门说不给电你用，供水的说不给水你喝，但是这不是理论，而是理论陷入深度困境。在群体角度看问题不存在这个困境，因为是合作，财富是大家的，所以大家要共同富裕。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地解决了，但是这里有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消费一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与财富的共有性相矛盾。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办法就是分配。通过分配，原来是大家共有的东西现在变成私有的了，变成了你的、我的、他的，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情享用自己的东西，而不需要向“公社”打报告，也不需要吃公餐。
毫无疑问，分配理论在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缺失了。那里本来就是站在个体角度看问题的，一切已经是私有的，何须分配？又何来分配？经典理论中是不需要分配理论的，尽管我们经典理论喜欢吹嘘自己有分配理论。在分配理论中，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不再是财富凭据，而是分配财富的手段或凭据。相对应，价格也不再代表本身值多少，而是代表单位商品分得社会财富的量。此时，系统（家庭、单位、国家等任何指定群体）要分财富给你就会先给你发相应的钱，你再凭这些钱去领取你需要的财富。此时按照合作下必然有的共享原则，系统财富越多则发给每个人钱就越多，主要表现为随经济增长每个人的工资不断增加，表现为群体越富裕工资越高。这种“财富——货币——价格”关系是被事实普遍验证的，但是经典理论不能解释。
在共享原则指导的分配下，将出现等利益曲线Q＝PM，P是价格，M是产量。等利益曲线是双曲线，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分配给各部门的财富满足共享原则（平均化规律）时，只要社会财富总量不变，各部门收益不变，系统处于绝对稳定状态。个人看来，需求定律中的某些疑点可以用等利益曲线来解答，简短解答如下：由于这里分析是假设供求平衡，所以不妨设供求平衡的产量是10，收益Q＝100，那么如果M大于10，则P降低，如果M小于10，则P上升。这里不管价格P怎么随产量反向变化，始终有收益恒定，满足MP＝Q＝100，于是增产不增收，减产不减收。
但是如果系统财富总量变了，各部门的等利益曲线Q都要平移，左移或右移，完全不移动的是极少数。Q的平移在于保证各部门（不是企业）获得的利益增加，并服从共享原则。由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技术更新速度）不一致，所以Q的平移将使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相差十万八千里，具体由价格第一规律（价格互动规律）描述：
一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后其价格要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其它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要因此而上涨，且降低总量（M1P1）与上涨总量（M2P2）相等。工资因此而上涨。这便是价格互动规律，亦称价格第一规律。该规律决定四种价格现象：
﹝一﹞ 凡长期发展较慢的部门﹝以生产和管理技术等文化的更新速度为依据﹞，其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如农业、手工业、建筑业、资源业。这是由于系统财富总量的增加后，在共享原则下它们分得的财富也将增加，Q向高位移动。同时由于它们产出量增加相对较少，这样要维持Q向高位移动——即分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就只有它们的商品价格P上涨。
﹝二﹞ 凡生产方式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其价格在落后的地区和国家低，在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高。如火箭、理发、衣服、餐饮的价格在中国比在美国低。这是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财富总量不同所决定的，平均单位要素的财富总量（或GDP）高，则这些商品分得的社会财富多，于是其价格高。
﹝三﹞ 随经济发展人们的工资不断上涨。如我们的工资现在比过去高。这是由“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所决定的。既然工资是我们消费财富的凭据，所以工资必须随经济发展而上涨。
﹝四﹞ 同样的劳务消耗所挣的报酬，在落后地区和国家低，在发达地区和国家高。如美国的工资比中国高。这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更多财富供人们消费。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一）价格不仅仅是供求问题，也不仅仅是货币问题，而更主要的是经济水平问题，与系统的总产出密切相关。所以当我们依照供求规律采用“堵”的方式来处理物价问题时，就像大禹老爸以“堵”治水一样，手忙脚乱，收效甚微。我们再怎么抑制物价上涨，也不能抑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来自天上的大水，货币政策不能与它抗衡，所以我们只能采用“疏”字诀。比如农品和劳动力的价格，它们总是要随经济水平提高而不断上涨，这与供求没有关系，我们怎么能够用减少供给量（包括货币供给量）的办法来控制它们的上涨？事实也是这样，一旦我们抑制住这两种价格的上涨，更大的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经济系统很快便陷入“三农问题”和需求不足的困境。
（二）价格变动不一致，有涨有落。我们将这种价格现象当作结构性通胀或紧缩，在“稳定物价”的要求下，我们总是在打压价格的这种上涨。显然商品价格间的这种互动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经济发展后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违抗。事实也是这样，对这种价格上涨的“堵”我们从来没有成功的战例。“稳定物价”是在商品不变、技术不变、收入不变等条件下才有的结论，但是这些“不变”在实际中都是变的。
（三）工资必须随经济发展而上涨，这是“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决定的。但是在经典理论指导下劳动力价格上涨从来是最惨遭打压的，我国更甚。我们去很少检讨理论的不足，我们很少检查“生产的目的在于利润”的主体是什么。其实站在工人角度看，他们的效率最大化就是工资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二者都是不全面的，都与从群体角度得出“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有出入。
价格首先是宏观分配决定，它决定各部门收益的基本水平，这之后才是供求机制的决定。商品价格随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动，是我们货币政策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以“疏”来应对之，该涨的就得让它涨。周其仁似乎看到价格的这种互动关系，知道价格涨落不一致是一种必然现象，所以也很反对结构性通胀和紧缩这种不伦不类的概念。但是他在治理通胀和紧缩上仍然是坚持“堵”字诀，看来他是阿Q，是个半革命者。
二、一切反过来看时，我们会发现物价必须不断上涨
当技术以品质形式体现出来的时候，物价必须上涨。比如某技术如果提高生产率，产量从10提高至20，我们知道GDP增加一倍，此时价格不变，由此有“稳定物价”。那么如果该技术不是用来提高生产率，而是用来提高商品品质（质量、功能、花色、式样、精神等），会是怎样呢？此时虽然商品数量没有变，但是其品质从A提高至B，那么此时的GDP增加多少呢？显然即使按最简单换算，GDP也增加了一倍，自然价格得涨一倍，“稳定物价”不复存在。事实至少就是这么简单，高品质商品的价格就是要高些，就是要代表更多的财富。现在的经济不再是数量型经济，而是质量型经济，系统中大多数商品的品质是在迅猛提高的，“稳定物价”与实际完全不符。
从上分析有：随商品的品质不断提高，劳动对象的品质不断降低，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工资因此而上涨。这便是价格第二规律（价格上涨规律）。
其中，一是工资的上涨在于保证“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的实现。如果工资不作相应上涨，则会导致消费不足，高品质的商品卖不出去，人们生活质量难以提高，高新产业也发展艰难。二是任何商品品质的提高都由直接投入增加和技术投入增加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其中因技术投入增加而提高的品质，相应上涨的价格要按价格第一规律（价格互动规律）来进行，该商品本身上涨极少，大部分涨到别的商品上去了，如粮食、手工品、建筑品、资源品等。比如电脑品质从单核变成双核，此时假如电脑价格应上涨3000元/台，但是在价格第一规律（价格互动规律）的作用下，其本身价格会上涨很少，可能是100元/台，则其它2900元/台的价格转移到粮食、手工品、建筑品、资源品等上去了，按照M1P1＝∑MnPn原则，使它们的价格上涨。粮食、手工品、建筑品、资源品等等的价格上涨后，它们便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平均工资、平均税金，从而共享原则得到体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它不仅直接体现经济发展与价格的关系，也决定着我国的物价水平、百姓的收入将来能达到美国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作保证，依照“稳定物价”，我们说超英赶美，那是胡说八道。一面希望工资达到美国的水平，一面又为了“稳定物价”残酷地打压工资的必要上涨，这很矛盾的。我们的确是见通色变，其实这主要是我们自己认识不足，是自己吓着了自己。物价的这种上涨绝对不是通货膨胀，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等同起来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也许目前很难准确定义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至少要明确，这种物价上涨不能抑制。我们应该因势利导，按“疏”的原则保障这种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一味打压，一味“堵”，物价该涨的没涨，货币该发的没发，那么物价上涨的能量将会积蓄起来，最后火山爆发，使我们的经济系统迅速进入另一个灾难——通货紧缩，贫富差距扩大。
三、货币的投放是非均匀的，目前货币政策往往加深通胀和紧缩的结构性
经典理论实际上还假设货币是均匀地投入经济系统，这个假设也是不成立的。如果将经济系统比作池塘，货币比作水，那么我们发现货币不可能像下雨那样均匀地投入池塘，而只能从几条渠道不均匀地投入池塘。虽然在长期上看货币最终会在系统中均匀分布，使每个地方的货币密度＝商品密度（即二者匹配），但是这要很长时间，远远超过通胀和紧缩的运动周期。经典理论在这里有个前提，将经济系统的自然消化能力当作很重要的均衡力量，很多问题多以“系统会自然消化”而忽略。比如我们供求会调节供给，系统在供求规律作用下会自动趋于均衡，这里我们就将调节的过程忽略掉了。显然调节过程会出现很多事情，比如有人饿死，大量农民倒闭，大量投机分子一夜暴富，等等。不能说系统的自然消化能力不强大，但是它的速度很慢，没法与今天这种高速运转的经济活动抗衡。这就好比垃圾和污染，过去的社会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生活节奏缓慢，自然有足够能力处理我们的垃圾和污染。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自然已经不能帮我们处理垃圾和污染了，垃圾和污染已经是个大问题。我们经典理论就是这样对待竞争机制产生的垃圾和污染的，这种态度在过去是对的，但是现在就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的经济不再是牛车，而是高速运行的列车，过去根本不用考虑的问题现在能导致车仰人亡。市场失灵现在这么频繁，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忽视速度问题，忽视自然速度和人为速度的差异。竞争机制处理问题的速度远远小于我们制造问题的速度！
所以在考察通胀和紧缩时，我们必须考虑货币注入口的问题——即货币从哪儿投放问题，再不能以系统自己最终会使货币均匀分布整个系统而忽视货币注入口。毫无疑问，货币从哪儿注入经济系统则哪儿的货币密度就会大于其商品密度，于是那儿商品的价格偏高。比如近十年我国的最大的货币注入口是房产业，所以房价暴涨；当今国际粮食、石油价格猛涨，也在于国际货币大量从这里注入经济系统。虽然在总量上货币与商品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货币注入口的存在，货币中性论讲的各种商品价格一致性变化不可能出现，实际出现的一定是价格涨落不一致。这里只是强调，价格这种涨落不一致与价格第一规律（价格互动规律）导致的涨落不一致，不是一回事，实际中我们要加以区分。
货币投放包含每年新印制货币的投放和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两种形式，它们都只能集中在某些行业和地方进入经济系统。我们一直以为动用货币政策调控时所有商品价格应该同等变化，但是由于货币注入口的存在，这几乎不会出现。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还可能因为与货币注入口不配套而无法实现，甚至反向变化。比如我国就很难通过降低利息扩大农业投入和扩大居民消费，因为我国的农业和居民基本上不是货币的注入口，货币政策对他们经济行为的影响甚微。
经典理论中没有货币注入口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也很少意识到货币政策会加深价格非均匀变化——即我们常说的结构性通胀和紧缩，会乱上加乱。比如我们通过利息和准备金方式紧缩银根，先受到打击的总是高新产业，但是高新产业很少是结构性通胀中要治理的对象，又总是需要货币的地方。这里的正确做法仍然是“疏”字诀，利用货币投放的非均匀性对结构性通胀和紧缩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向调控。我们在实际中偶尔的确这么做了，收效也是令我们振奋的，比如我国目前单独调整房贷利率。我们不得不怀疑现在通行的货币政策，那究竟是为虎作伥还是治病救人？
四、通胀和紧缩没有减少社会财富，只是改变既有的分配格局
上面讲的三个方面都是价格和货币必须的正常程序，但是为了所谓的稳定CPI，稳定物价，它们一直被我们严厉地打压着。在我国打压农品价格和一般百姓的工资，从来是最得心应手的。比如今年，国际粮价涨得那么高，我们仍然将粮价压得这么低，使粮农处于亏本状态。打压政策从来都是捻柿子，敢软的捏，电力我们打不动，金融我们打不动，移动我们打不动，石油我们打不动，农资我们打不动，中粮储我们打不动，但是在农民身上我们便无所顾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食用油被外国人控制着，涨了一倍多，没见谁个说要打，可是在猪肉价格上我们至今仍然不依不饶。同样，我们的高级白领、经理的工资不断与国际接轨，可是一般工人的工资就是不能与国际接轨，一个最低工资政策总是被理论界指控为违反自由理论的教条。我们不能这么做，不能打着城市穷人卖不起的理由而打压农品价格，我们应该将货币注入口调整到百姓这个位置，给城镇百姓多发点钱，让他们卖得起东西，从而让农品价格该涨的就涨。这样就是因势利导，就是“疏”。也许这也会加深所谓的通胀，但是这是分洪，能避免更严重的后果，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我们为什么总是想不到给城镇百姓发钱，从而让农品价格上涨呢？在我国如果出现“手中无粮，心里发慌”，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寻找各种理由为富人服务，其实这些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比如我们会说通胀将人们的财富缩水、蒸发。其实就整个系统而言财富没有减少半个，谷子还是那多谷子，土地还是那多土地。缩水的只是人们的存款，这种损失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了，主要是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东西涨价了，值钱了。通胀和紧缩从来没有导致财富消失，只是改变分配格局，分得少的我们喊缩水和蒸发，分得多的我们没看见。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存款的损失，不仅要看到这种损失，还要过细清算这笔帐。真正存款者不是一般百姓而是资本家，说居民在通胀中严重受损是要商议的。百姓主要是靠工资吃饭，如果工资（包括福利、救济等）能依照上面两个价格规律不断上涨，那么他们在通胀中是受害者还是受益者，是难以评说的。对于资本家，其社会分工就是不断投资生产，他们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将钱存起来吃利息，个人觉得其存款财富蒸发了也是活该。我这么说绝不是阶级倾向，而是实话实说。显然，在通胀过程中实物资本从来是增值的，从来是受益者，富人如果尽到其社会义务，将钱投资生产不就是受益者吗？真正难以评价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他们存款不少也不多，最低工资也很难保护他们。我们学者大多数是这个阶层的，他们大喊财富缩水，大喊财富蒸发，很难说他们的言论没有不在为自己说话。
总之，我们不要害怕通胀，要正确对待它。尤其是在目前国际形式下，我国有必要打一下通胀的预防针。现在的实际是围绕我国的金融战阵已经摆开，只是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发起总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利用“疏”字诀，给百姓多发钱，刺激通胀轻微发生，起到预防的作用。这么“疏”的作用在于：
（一）可以逼迫对方提前发起总攻，这对我国是十分有利的，能使我国取得更多的举动权。这是个基本战术问题，如果等到对方一切准备就绪再发起总攻，举动权就在敌方，对我国十分不利。这里我想起清政府逼迫吴三桂反叛的举措。当时朝廷肯定吴三桂要反，所以就逼迫他提前反，从而朝廷取得举动权。实际上刘邦也是这样逼迫韩信提前反叛的。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如果锦州的国民党部队提前突围，林彪还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战绩吗？
（二）金融战争不外就是货币汇来汇去的问题，从而冲击我国经济系统。这里显然有个前提，那就是汇来汇去的货币量相对我国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足够多，不然冲击力相对太小，不管用。外汇不是我国能印制的，我国没有办法在这里做文章，但是人民币是我国能印制的，我国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我国提前多印些钱发给百姓，我国便既做到储币于民，也做到增加本币基数，从而相对减少汇来汇去的货币量，于是相对降低敌方的冲击力。比如现在国内本币与汇来汇去的货币是100∶10，那么如果增加国内本币后是100∶5，则汇来汇去货币的冲击力降低一倍。我国像目前这样按经典教条办事，明显是在步日本老路，这是很危险的。
（三） 通过打通胀的预防针，可以稳定百姓的心理预期，也保证百姓的损失最小化。不管什么战争，最终的战斗力都是来自老百姓，而不是富人。通过打预防针，我国既缩小贫富差距，也稳定了百姓，从而为我国在金融战中建立起最有力的后盾。不然，到时后百姓手里没有钱，内乱自生，那个仗就不好打了。
前不久提出“我国应该力挺粮食和资源价格”，其实也是要求在“疏”字诀上做文章。就其短期目的而言，这样可以拖住国际游资于粮食和资源上，从而减轻我国在货币汇来汇去上的压力。当然力挺粮食和资源价格，让其涨上来就下不去，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在长期上给欧美国家予以沉重打击，看他们有多少钱来烧油，看他们有多少钱来卖资源。可以肯定，未来经济战争的主体不再是金融，而是资源，我国在金融战上基本没有胜绩。所以我国应该注意这种经济趋势，主动学习资源战，以取得未来胜利。所以我们要看轻通胀，不要害怕通胀。货币只是一张纸，我们害怕它，只因我们上了人家的当，被所谓货币理论吓着了。
利用“疏”字诀我们还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当通胀来临时，物价肯定是要全面上涨的，这不可阻拦，但是谁涨的多谁涨的少我们可以进行部分控制。我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在穷的地方进行分洪，让农业、纺织、街道卫生、加工业等商品价格上涨多一些，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改善。显然在“堵”字诀下我们最终总是加剧了贫富差距，堵来堵去，最终被堵住的总是弱势群体，而非强势群体。当紧缩来临时，我们肯定要增加货币供给，那么货币注入口应该选在那儿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建立分区利息制度，让更需要货币的地方利息低些，让更不需要货币的地方利息高些，以有意识地选择货币注入口。统一的利息和准备金政策是统杀政策，是最没创意的货币政策，单调之极，平庸之极。
我们还可以利用新印制货币发行的无偿性缩小贫富差距，此时只需将相应货币发给穷人即可，如给百姓发压岁钱、发购物券、发政府感谢金，发保险等等。给百姓发钱了，自然会增加社会购买力，于是商家的日子自然也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