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壹周

    漫画家朱德庸是个健谈的人。他可以滔滔不绝说上一两个小时，随时蹦出诸如“手机与电脑是本世纪最泯灭人性的两大发明”等妙句。不难想象为何他不但能画出生动刻画都市人生活的四格漫画，漫画中关于婚姻、工作、都市的对白和独白亦直指人心。

   “五一”的杭城，花团锦簇。四方来客把西湖围得水泄不通。站足了4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车，心急火燎地嘱咐司机往杨公堤开。想到十有八九要迟到了，很焦虑。哪知司机更焦虑，口中一直反复嘀咕：“五一”不想去景区。突然就想到昨天下午在西溪湿地的朱德庸工作室，他谈到城市对人的压榨。

    果然是大家都有病。

靠本能探索城市

    对于迟到的记者，朱德庸表示出极大的谅解和不在意：“‘五一’杭州交通确实挤，还麻烦你专门过来，不好意思。”他摆开茶具开始泡茶，对于城市这个主题，他有太多话要说。

    4年前，朱德庸第一次到杭州，参加动漫节。4月29日的傍晚，他和太太走在湖边，细雨微微，绿叶肥美鲜润，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他每年都到杭州参加动漫节。“我不喜欢去知名景点。我像狗用鼻子闻一样，依靠本能探索城市。”他不去灵隐，却游历名寺边的法云古村，“好像走进时光隧道，百年光景呈现在眼前。”

    一直以来，他都在观察城市。行走在城市之间，透过缝隙窥探城市脉动，东京、京都、旧金山、阿姆斯特丹……他和太太都有固定的散步路线，“每次重走都会有故乡般的熟悉感，体会程度各异的变化。”

    朱德庸偏爱带历史痕迹的画面。“我其实非常喜欢上海，上海有很多很美的老建筑。”1999年，他初到上海，到2007年，他从没中断在这个城市漫游。“我跟太太两个人不断走，走了很多老弄堂，看弄堂里的人怎么生活。”陕西南路、茂名路、南昌路、复兴路、湖南路、兴国路……他都走过，“那时茂名路酒吧一条街还没形成，衡山路也只有少部分咖啡吧。”

    “晒满衣服的天井”对于朱德庸而言，比新天地更有意义。前者有生活的美感，而后者是商业对富人的谄媚。  

    “我记得有一年，我和太太到上海看我岳父的一个伯母。那位老人住在洛川东路。”阳光下，树影斑驳，路上无车，老房子静静伫立。那幅画面令朱德庸惊叹。他和太太甚至动过在上海买房的念头，看中的是陕南村，静谧的老房子诉说着历史沧桑。可惜，各种原因，他们无缘陕南村。而如今飙升的房价亦让他们断了念头。

商业主宰城市的悲哀

    朱德庸有些年没到上海了，对上海的飞速发展而损失的老建筑和历史，他觉得很可惜。“上海本来是个最有生活的地方，最能成为提供细节的城市。”他觉得中国发展过速，无论是台北还是内地，都成为商业主宰的世界，这让人性扭曲的程度比西方严重。

    某一年，朱德庸一家去旧金山过圣诞节。他惊讶地发现，全城人都在为过节做准备。“太有趣了！你就知道为何这个城市会有那么多故事。”原本打算只住一晚的朱德庸决定留下来。他们每天早上出门游历，晚上找店休息，“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店。”朱德庸记得很清楚：有一家小旅店，窄小的电梯有100年历史，“你站在电梯里，拉上栅栏门，就觉得百年来人事纷涌，都跟你联系上了。”还有一家名叫Queen Anne的旅店，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大堂里有火炉，炉边一把天鹅绒摇椅，“非常旧，你可以看到绒都平了，但很干净整洁，依旧漂亮，更妙的是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摇椅上打盹，一瞬间你就觉得，那就是Queen Anne。”

    无意中，他们还闯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爱去的家庭旅馆。早餐不丰盛，却精致，“这才是生活。”朱德庸感慨，过于注重商业的我们，丢掉了自己的生活。“台北这几年面貌全非。我跟记者说，台北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他很怕上海重蹈台北的覆辙。

    一个城市需要有一代代可以传承下去的东西。历史依附于老建筑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朱德庸看来，商业过度开发，破坏了历史的美。“就像一个家庭，需要有传承。你得有一把椅子，告诉你的儿子，当年你爷爷坐在那里的光景。”只有这样，人的心灵才有依托，“当你困惑犹疑的时候，能让你坚定。”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如何在新旧间作出选择，朱德庸和太太这些年也一直在讨论。“不是说城市不要发展，而是控制速度，有选择地保留。比如巴黎等城市留存了大量老建筑。像纽约，也会特别保护老建筑，并且改造内部出租给年轻人住，规定多少年内不许提价。”他说即便如此，地产商还是有办法挣钱，“房地产商最坏了。”

成功是一个阴谋

    企业家、商人是朱德庸嘴里的大坏人，“把他们当魔鬼看就对了。”他们是城市超速过度发展的元凶，“被商业主宰的社会不断压榨人，摧毁人的本质，让所有人失去自己的风格，每个人都追求金钱和成功。”抹杀个性和生活的世界，朱德庸深恶痛绝，他反复强调：“成功就是一个阴谋。”每个人被所谓的“成功”忽悠，成为千篇一律的螺丝钉，为商人的成功辛苦劳作，失去生活失去乐趣，毫无收获。“在动物世界里，狮子是极少数。你让所有动物都去变成狮子，怎么可能？但现在的商业社会就是要把所有斑马都变成狮子，让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说有多荒谬！”朱德庸觉得那会有问题，“斑马会疯掉。人会有心理疾病。”

    朱德庸坚信，人要活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不是刻意去做相反的事，而是尊重内心，过你真正想过的人生。”他记得26岁去美国，有两件事带给他深深的震撼：一是有人工作半年，剩下半年用来环游世界，“他们有选择，有多样的价值观”；二是汽车给行人让路，“那时台北的车从来不让人的。这让我知道什么叫对人的尊重。”

    尊重内心的他开始过自己的人生。他也有矛盾，也有困惑。面对旁人质疑他因为功成名就而“反成功学”，他这样解释：“我只能说，我原本可以更成功。有企业找我合作，我拒绝，我不想被限制。我点子非常多，如果组团队让人来画，那挣钱快多少倍——但我所有作品从铅笔稿到上色都自己来，不假人手。因为我喜欢画画。我有创意，很多人想投资让我做周刊，我都拒绝了。《绝对小孩》我2001年就画完了，没有马上出。《大家都有病》我画了4-5年。我把出书的频率控制在两年一本。很多畅销书作者一年可以出8本。”

    在坚持自我的道路上，朱德庸说自己是走钢丝的过来人。

Voice画外音

太太的话：教养的重要性

    朱德庸和太太冯曼伦的恋爱故事很传奇，两人形影不离。采访中，冯曼伦时不时接过话补充。“人都会动摇，我结婚时有非常好的职业前景，但我放弃了。别人说家庭主妇地位低，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很快乐。艺术创作者通常希望伴侣在身边。”难怪，朱德庸说结婚那么多年，两人永远有话说。

    谈到创意产业时，朱德庸提到了教养：“中国为何没有创意？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末端的问题。创意不局限在创意产业。家庭主妇也可以很有创意。限制创意的源头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只有教育没有教养。教养很重要！教养决定了你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你会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在教养问题上，太太最有发言权：“我们很注重儿子的教养。让他自己选择，不是放任自流，我也会阻止他玩掌上游戏，但遇到他该选择的时候，我不限制，我们把经验教训都告诉他，哪怕明知他的选择是错误，也让他自己承担。”冯曼伦说，教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美感教育，没有美感的民族永远不会在创意上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