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中国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此后历代王氏家族书法人才辈出。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

1.人物简介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琅琊王氏）

  

王羲之坐姿画像

    从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 。14岁时，家族助晋室南渡建立东晋于江南建康（今南京市），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著名家族，唐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句。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东床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公元345-公元347），曾置宅于临川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今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学校内），宅内挖有生活用井和练习书法用的洗墨池，对此南朝刘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临川内史荀伯子的《临川记》和宋朝文学大家曾巩的《墨池记》均有记述。《墨池记》全文285字，介绍了墨池来历，颂扬了王羲之苦练书法的精神。“文革”期间，墨池遭毁。2002年6月，抚州市政府引进外资500万元，重建洗墨池，恢复旧貌，供游人观赏。

　　王羲之擅长书法，少从卫夫人（铄）学书法，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其作品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临摹本。其行书《兰亭集序》、草书《初目贴》、正书《黄庭经》、《乐毅论》最著名。

　　在《王羲之集》中，有一则《临川帖》：“不得临川问，悬心不可言。子嵩之子来，数有使，冀因得问示之。”表达了对临川的牵挂情怀。他在临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墨池”精神，一直鼓舞着临川学子。

2.家族背景

　　晋室南渡北民南迁，在江南大融合。山东琅琊国王氏望族，经王览（206-278）、王正到王旷（约274-328）时，两晋（266-316），发生“八王之乱”（290-306）,历16年，死30万人。王旷善於审时度势，效法先祖王览，于东汉末年避乱南居30年。在五胡侵鲁，琅琊危急，299年开始，两晋大分裂，北方大混战。

　　王旷为避战乱，携家眷於300年来江南吴地、无锡洛社乡下定居，为官江南，任丹阳太守、安东将军的参军多年（302-307）。公元302年，长沙王司马杀山东齐王司马冏时，王旷全家均已避乱南下，定居无锡，并上奏朝廷，建议晋室南迁。

　　公元303年，西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七月十一日，王旷夫人（夏侯夫人）在江南洛社家内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羲之，字逸少。文武全才的王廙，被誉为“过江书画第一”，又是侄儿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右将军王导的夫人（夏侯夫人）是王旷夫人的亲妹妹，是王羲之的姨母，王导又是姨夫加远房叔父，二家特别亲热，常往返串连，王羲之青少年时代常羡慕姨夫“右军”这官衔。永和五年（349），当姨夫已逝拾周年、姨母悲伤致疾时，王羲之在无锡右军府涤砚池畔（在今无锡市中心崇安寺，留有右军涤砚池碑），写下著名的《姨母帖》信札，并派员送往建康（东晋时，建邺改建康），以慰姨母病疾。《姨母帖》真迹复刻在惠山晋朝华孝子祠《孝为行首》堂右壁上。

　　王羲之童年时代，常随母亲从乡下到无锡城里看望姨母和姨夫，深受王导宠爱。309年，王旷率军北上、驰援并州，全军复没，被刘聪俘虏。王导改任安东将军时，也经常从建邺走无锡，于公于私探望连襟和外甥。王羲之在无锡家中学习父亲《笔论》，书法大有长进。并随母常去建邺走亲访友。316年，小有名气的王羲之作客尚书左仆射周顗（269-322）家，宴席上周顗面对四坐赠牛心于羲之，羲之始与周顗爱女周莹生情，难舍难分。316年司马邺出降匈奴，西晋亡。317年，刘聪杀司马邺，在建邺，琅琊王司马睿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元年，史称东晋，拜王导为右军将军兼扬州刺史，监督江南诸军事。318年东晋元帝司马睿大兴元年，拜王导为丞相，封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元帝在位六年，322年，优愤而亡，终年47岁。这年王敦攻建康，杀周顗，周莹与羲之断交，恋爱六年化泡影，经母亲和大哥王藉之劝说踏上仕途。征西将军庚亮因见王羲之《答家兄书》，叹服之极，并与羲之书云：“……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并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行前，上疏朝廷，称羲之贵有鉴裁。不久王羲之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不料，王羲之离开无锡家母，赴江西的上任途中，却遭原江州刺史的追杀。不能上任，愤怒之余，游历庐山之后就返家，并辞官，此年，王敦谋反，攻建康，后病亡。时任无锡县令王涛把衙前《扬州辖无锡右军府》进行修葺。

　　公元326年，王羲之在无锡乡下家中闲居习字，经母亲劝说，去建康探望姨母和姨夫，临时寄居在乌衣巷王导家中。成帝即位，即成和元年，拜王导为司徒。车骑将军郗鉴领徐州刺史驻守京口（镇江），此时刚平定王敦之乱不久，出于政治原因，与王导拉关系，实行王郗联姻，派家丁上门求婿，步入东厢，发生《坦腹东床》的故事，此时王羲之因失恋周莹，意志消沉，不理不睬，只管吃烧饼。遂返回无锡，秉告家母，示不愿意，经母亲劝说，拖到下半年重阳节才结婚，真是东房快婿并不快，然而，婚时见郗璇乃闺秀美女，才喜上眉梢，顿消前嫌。 ^[1]

3.作品风格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

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集序》

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被后人誉为“书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推崇备至，因而他有“书圣”美誉。

  

丧乱帖

  

快雪时晴贴

  

十七贴(局部)

4.人物生平

　　晋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

个人履历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出生于无锡，晚年旅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卒於浙江金庭。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袒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书法造诣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

  

羲之爱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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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兰亭相聚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称病弃官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 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

  

《羲之爱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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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5.王羲之与道教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

　　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最有代表的文化士族。从上到下，奉信黄老学说。《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记载，王氏家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又精通书道。”《道经》中记载了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向往神仙之灵虚，迈行放达于天台北门金庭桐柏山（即今嵊州金庭）第二十七洞天(道界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故事。《潜夫论》记载：“因氏王氏，其后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

　　可见，无论是王羲之的祖上，还是其子孙、亲戚朋友，都是虔诚的道教信仰者。同时，王氏家族还是名门望族，素来重视对家族成员文化素养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外其例。

6.千古名篇《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兰亭记》。

原文

　　永和九年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

  

王羲之全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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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译文

　　永和九年，岁星在癸丑，三月初三日，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集会，举行祓禊活动。许多著名人士统统来了，年轻的和年长的都聚集在一起。这里有高峻的山岭，茂盛的树林，修长的竹子。还有澄清的急流，在左右映衬环绕，引来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水边，虽然没有琴、瑟、箫、笛演奏的盛况，但边喝酒边赋诗，也足够畅叙衷情。这一天，天色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抬头看到天空的广阔，低头看到万物的众多，藉此放眼观赏，开畅胸怀，可以尽情享受耳目的乐趣，确实是欢乐的。

　　人与人的相处，时间很短暂。有的把自己的抱负倾吐出来，和朋友在一间房屋里谈论；有的凭借爱好的事物寄托志趣，过着放纵性情的生活。虽然各人谋求的和抛弃的千差万别，性格的安静和浮躁也不一样，可是当他们对接触到的事物感到高兴，被自己暂取得，就自满起来，不知道衰老即将来到。等到他们对谋求或者取得的事物已经厌倦了，尽情就随着事物的改变而改变，感慨也随之而来了。从前所喜欢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变为陈旧的事物，还不能不因此而产生感慨。何况寿命长短，跟着自然界变化，终究要走向结束。古人说：“死生也是一件大事啊。”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每次我看到从前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同我们好像契约一样相合，没有不对着前人的文章悲伤感叹，可是心里又不明白会这样。本来就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样是虚妄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等同是荒诞的。后来的人看现在，也象现在的人看从前一样，这是多么可悲啊！所以我把与会的人一个一个地记下来，并且把他们所作的诗抄录下来。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也两样，但是人们产生感慨的原因，那情景还是一样的。后代阅读的人，也会对这些诗文有所感慨吧。

下落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之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在绍兴云门寺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永欣寺（即现在的云门寺）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的传奇故事，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董其昌评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

  

《羲之牧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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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后世珍视其布白之美，临摹者虽难免渗入各自的笔性，但无人稍变其章法布白。正如解缙在《春雨杂述》中所说的那样：“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兰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

　　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集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构，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宋代姜夔酷爱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据说藏有《兰亭序》共四本，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题字，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名人摹本

　　《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在民间珍藏，后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上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颖上本”、“落水本”，等等。

殉葬昭陵

　　《兰亭》真迹虽殉葬昭陵，但它的化身经过摹、刻流传，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清乾隆

  

羲之观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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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赵魏首先怀疑《兰亭》真伪，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辨》，收集有关论文十八篇。此后又有许多论著讨论《兰亭》真伪。著名学者钱钟书虽未参加当时的论辩，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中已反映出他对《兰亭》论辩的思考及精辟见解。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钱钟书一信中更明确地指出：“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即认为各有所偏。此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个学术课题的进一步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兰亭》真伪的考辨，既要着眼于当时的文化背景，更要着眼于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一代“书圣”的创新动因和成就。当然，还有赖于更多的文物发掘，也许有朝一日会有科学的结论的。

7.后世影响

后世子孙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书苑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学习高潮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