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处理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要求的制度变化。我们刚才讲的总量问题是短期失衡。其实解决短期失衡就是短期政策，短期政策主要就是总量政策，所以刚才我们讨论一系列的总量的，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我们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从经济发展来说是结构性的，不是简单的总量失衡。你像我们现在讲的，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的结构矛盾。一个我们说，在总需求当中，我们说内需和外需的结构，看来有讨论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敢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过于的依赖外需？因为多大程度上依赖外需就是过，多大程度上就是不过，这个我看很难说有经验或者理论的标准。但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外需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要值得注意了。危机之前，我们的出口每一年大概26%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出口10个百分点的增长，大概拉动GDP是一个点，这些年的经验是这样，出口年平均增长是26%，2003年到2007年。那就是说2003年到2007年那几年我们平均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0.6%，这个里面有2.6%是出口贡献的。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全球经济负增长，中国的出口负增长17%左右，对经济增长当年的贡献是负的1.7个点。从正的到2.6到负1.7，加在一起4.3。就是由于国际市场金融危机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4.3个百分点浮动的波动。这个影响程度还是很大的，这个我们要高度的注意。我不敢说是不是过度依赖外需。但确实你要看，中等收入陷井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这个恐怕我们要确实注意，这是一个结构矛盾。

    但这个矛盾不太好办，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依赖外需程度在提高？是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是创新不足，有钱投不出去，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不得已才转到那去的，你要改变这个问题，你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得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就不是短期的总量的政策能解决的，它一定是长期的，特别是通过制度变化来解决的，这是一个结构矛盾。

    还有一个矛盾大家讨论比较多，就是在内需内部，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大家都说我们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需求每一年的，剔除价格因素，它的增长率大概平均在13.5%左右，这个水平是很高的。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

    进入新世纪就更高了，2004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速度，从来没有低于24%的。也就是说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高出了差不多十个以上的百分点。高的时候我们30%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速，是非常高了。那么它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占，挤出效益。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对于投资需求来说，依赖程度比较高，也有人说是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这个情况。

    统计显示是这样，如果是经济增长十个点，在国际社会通常大概是六到七个点，是消费需求的增量拉动的，三到四个点是投资。我们国家根据我们的经验，统计显示，如果是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十个点，这里反过来，六到七个点是投资需求拉动的，三到四个点是消费需求就和国际的大格局刚好形成一个颠倒，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当然中国这个阶段投资需求快一点，比别的时期快，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很客观，但是长时期这样，而且差距这么大，是不是一种失衡？这是要值得考虑，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你怎么弄？你说让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重视消费，遏制投资，这个东西怎么落实？我说句老实话，你得有制度保障。你说我做一个地方官员，你让我扩大内需好办，让我扩大消费，就要增加我当地市民的收入购买力。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加了物价补贴，加了工资，加了福利水平，提高了，给了你，我当地人拿了钱不一在当地消费，他拿了钱跑北京、上海，甚至出国去花。那就等于我当地地方官员扩大了半天，扩大了北京的内需，扩大消费就是这样子，而且他就是在当地消费，他不一定买你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所以他在这儿消费，也没有带动你当地的增长，这个带动是很有限的。商业方面有活跃，别的没有带动。但是我地方政府如果扩大内需我扩大投资可不一样，我修桥铺路，我搞工厂，我招商引资，我弄一个项目落在这个地方，它的税就是我的，它的就业机会就是我的，带来的GDP的增速就是我的。所以扩大投资带来的收益是清晰的，扩大消费对当地的好处极不清楚的。你说放在任何人，你干哪个事？让你扩大内需，你说你扩大哪个？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投资消费比例，原因很多你仔细分析分析，它解决起来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在这个制度上一定要有一系列的调整，否则的话你落实不下去，所以这又是一个结构失衡，它又要有制度的调整和变化，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我们的结构失衡，就是国民经济增长过程当中，收入分配出现了一系列结构的矛盾。我们说大格局，政府、企业、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慢，所以我们说，财政收入一般增长最快，这代表了政府，GDP其次，这是代表企业的活跃程度，最慢的往往是居民收入。这次我们“十二五”计划，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7%，和GDP增长是同步的，“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7%，这个要做到了，真的是朝着均衡状态的一种发展。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是比较迟缓的，所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真正的消费主体应该是居民，而居民收入增长慢自然消费需求不足。

    我们从投入产出表中，当时有一个推算的数据。就是1998年的时候，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68%左右，到2008年是58%左右，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就和劳动者的报酬比例，要素报酬的比重下降的幅度差不多十个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当时有人说，那怎么办？劳动者收入要加怎么加，从谁加？你不能动企业的，企业要积累后劲不足，动谁的？就动政府的，动政府就有一个问题了，谁来动？政府制定政策，你让它自己动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比难，而且政府现在的钱也少，特别是基层的政府财政问题也很大，困难也很多。所以这个问题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职能要转变，你政府职能不转变的话，政府承担那么重的负担，什么事都要政府来办，它收入增长这么快，它支出增长速度比收入更快，所以它的问题更大。这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相应的改革问题了，你职能不转变，相应的这个不改，你光去改比例，解决不了问题了。大家都知道是个问题，但是你要改，它要深层次的制度的创新。

    再一个分配里边，除了大格局结构失衡之外，在小的居民收入内部，本来居民收入增长就比别的主体就慢，然后居民内部我们知道，收入差别在扩大，具体扩大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好说，为什么？中国的数据到底准不准？我们就看到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从1995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权威的数据，官方承认的所谓的基尼系数。各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人都在做，但结果都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还比较快。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经济高速增长，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的给了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而大多数人，作为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级，收入增长更慢。

    那么这样越是高收入的人，大家知道，他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他拿了钱之后，它去买保值品，去投资，去储蓄，不去消费。那这样大量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就从消费当中沉淀出来了，它从消费当中游离出来了，这就是消费需求导致不足。这个怎么办？这是大家现在很多人，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大家社会普遍上下关注的问题，缩小收入差别。这个方向要明确要坚定不移的推动，但是用什么方式？这也不是简单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这是第三方面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它不仅影响社会公平目标，它同时影响效益目标。它影响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这是我讲的第三方面的结构矛盾。

    还有其他的结构矛盾，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城市化，大家现在说的很多。我们城市化我看了一下，我们前年是46.6%，我们大概这几年，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现在我不知道2010年年底的城市化率是多少？我没有看到这个数，2009年是46.6%，如果按照这些年平均一年提高0.8个点，46.6加0.8是47.4。如果是47.4，2009年全世界发生了一件人类文明的大事情，2009年世界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6.6%，说明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低于世界文明的平均水平的，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了50%，在2009年，我们是低于这个水平。我看了“十二五”规划我们城市化率要达到51.5%。如果现在是47.4%，要提高四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比“十一五”规划要大，是以一年将近一个点的速度在提升。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城市化水平相对还是落后的。那么你说城市化，现在我们说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城市化水平低，人们很多消费方式就不能展开，而且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的话，城乡差距大，这个可怕。如果城市少不要紧，城乡差距不大，到不到城没多大的意思，所以老百姓也没多少敌对的情绪，现在不仅是城市少，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大，这个社会的冲突就大了。

    我算了一个帐，从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大概30%，3.3个农民收入水平大概相对于一个市民，平均水平。消费力大概四个多农民，因为农民的钱他还要投资，他不能完全的消费，大概四个农民的消费力相当于一个市民的消费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化率又低，大部分的是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又严重滞后，那我们差不多13.6亿人口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动力，需求动力主要依靠是不到50%的城市居民，他的收入和消费力去拉动，而大部分居民作为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长期的迟缓，对经济增长难以给予，和他人口比例相匹配的推动，那这是严重的发展上的扭曲。

    所以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欧美国家有人写文章，说这次金融危机看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美国的创新引领新一轮的投资，还有中国的市场，能不能消化这些过剩产品。中国的市场主要在中国农民。他看到了中国那么多农民，大概他算了一下说7亿多农村人口，这个农村人口，如果它的消费水平有了提高，达到和它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差距缩小相匹配的阶段，形成了购买力，将把这次金融危机形成的产品过剩的产品全部消化掉了。所以这次咱们中国农民的责任突然大起来了。

    我们现在也注意到了，扩大内需，我们有一系列举措，其中很重要一个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启动农村需求，这都很好，我觉得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方面，保证农民收入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的送什么东西下乡，送东西下乡不难，但难的是你要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送下去之后要不要钱，你要钱就麻烦了，他没有钱，或者说他收入增长慢。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第一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以什么方式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减少农民的方式提高农村收入，就是用城市化，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这样子的话，来提高他的能力，提高他的受教育的水平和就业的机会，然后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实现他的收入。但这个都不是短期的。

    我们还可以讲很多结构矛盾，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这些结构矛盾，你看它是从深层次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不解决它，中国的持续增长肯定有问题。说句老实话，中国保增长问题不大，就是增长目标，我们“十一五”规划是全面超出的，现在下一步，我们当时进入新世纪的目标是怎么定的？说2010年比公元2000翻一番，翻一倍，GDP翻一番，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比公元2000年翻两番，就是比2010年再翻一番，比公元2000年的水平增长四倍，叫全面小康的社会。然后2030年，我们按不变价格，人均和总量GDP水平，比公元2000年增长十倍，增长十倍是个什么概念？在当代国际社会，就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所以中国全面实现五化，我们按国际的标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我们大概的时间，作为新型化工业化国家，2030年。

    这五化里面，有一个可能是率先实现的，就是工业化，所以我们十七大报告里讲的，2020基本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2030我们大概就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2030年以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按当年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他是1979年说的这个话，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步上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第二步上世纪90年代末实现小康，第三步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目前在世界的地位，中等发达国家，2050年。成为发达国家，要首先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所以我们规划了2030年，它的水平就是按不变价格比公元2000年增长十倍；成为新型工业化，高收入的发展中的国家，首先要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把目前这个不均衡低水平的小康要提升，规划了2020年全面小康，这就是我们新世纪的目标。

    现在我们第一步2007年就实现了，本来2010年翻一番嘛，2007我们就超前三年翻了一番了，这一番的话，就挤出时间了，我们现在算一算，今后经济增长，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6%，总量GDP增长只要不低于5%。我们说个大数，就是按照目前人口的增长的平均情况来看，自然增长率情况来看，人均和总量，中国经济增长这两个指标只要能达到6%的水平，我们到2020年实现我们所说的增长四倍，到2030年实现所说的增长十倍就没问题，完全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