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诗、文、书：『人』的觉醒
楚默
在对神龙兰亭的争辩、考鉴、研究中，虽已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领域，但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兰亭诗文创作中人的觉醒。鲁迅曾称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当指文学创作中人的觉醒，即要把抒个体的情意放在首位。文艺发展到六朝，『人』不再成为政教的附庸，诗文也不再作为某种说教的工具，故六朝文艺美学特别强调个人的审美感性，重视心灵的呐喊。『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绘画、音乐、书法都像文学一样，有『人的觉醒』在，兰亭序就诞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郭沫若等学者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说墨迹伪托是因为与南朝碑刻不同等等的理由，都脱离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而陷入误区。大学者们纷纷走眼而发表了错误的结论，故梳理兰亭雅集诗、文、书的文化背景，读出六朝人的艺术觉醒，反而更能接近《兰亭序》千古第一行书的艺术本质。
在写兰亭序的艺术价值之前，之所以先叙述兰亭诗，就在于没有诗也就没有文。诗的体验深度决定了文的深度和价值。郭沫若说兰亭序叙是智永的伪托，其实一点也经不起批驳。智永能伪造那几首兰亭诗呢？绝对不可能。兰亭诗与兰亭文在情感类型与调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兰亭论辩中，有人贬低兰亭叙的原创性，说此序是仿石崇《金谷诗序》的，说《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万零六十七字，『在申石崇之志』，完全是一篇仿作。这种论调，涉及兰亭序的思想倾向及抒情本质，仍需一辩。
《世说新语•企羡》中说：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石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1]
六朝的攀比、斗富风很盛，石崇又是王右军同时代人，故确有『仿』的意味，但这种『仿』也只是形式上的效仿，而在内容上是不同的。
石崇的《金谷诗序》载《全晋文》卷三三，《世说新语校笺》『品藻』五十七条注全录，如下：
『余以元康六年（二九六），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甚为娱目且欢心之物备矣。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夜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鼓瑟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者。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有学者叙述《金谷诗序》与《兰亭序》的不同时说：
『《金谷序》先叙石崇官职，次及别庐景物及设施，以突出主人的尊荣富有。然后才谈到聚会原因与参与人物，乃因贵客回长安……虽记郊外饮宴，卻是通篇功名富贵。清泉茂林仅成摆设，与人物心灵并不相通。用孙华的话说，金谷人物「神情都不关山水」。
而《兰亭序》，句句实景，却又句句包含人伦鉴识的思辨积累。每一山水意象都是有意义的形式，理想人格的象征；或崇高正直，或平茂清纯，为兰亭宴集拉开了清幽的天幕，展示了与会者的人格要素。』[2]
前段说金谷序描绘之景未与人物心灵相通是对的，但后段说《兰亭序》的景物描写展示与会者的人格要素显然是生硬的比附。
钱钟书对两序也有个简单的评论：
『《金谷诗序》修辞较洁，写景叙事为主，与《兰亭序》异撰，而曰：「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无期」，又与王《序》戚戚有用心焉。[3]
在本文看来，《金谷诗序》表现了个人对精神生命借助诗文传世的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与曹丕《典论•论文》对文章功用的肯定十分接近。而且修辞简洁，不无文采。而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无期"也是对生命的高度肯定，很有生命的体验，且有一定的深度，但比王序还是差了很多。那么《兰亭序》的艺术特色在哪里呢？主耍有三点：
（一）强烈的抒情色彩：低徊慨叹，情溢于辞。
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描绘了兰亭雅集的优美环境，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但在这精致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起伏。不管是前半部分的写景还是后半部分的抒情议论，其抒情色彩都十分强烈。正如钱钟书分析所说的：『窃谓羲之之文，真率萧闲，不事琢磨，寥寥短篇，词意重沓。』[4]这『真率萧闲』可谓把握了这篇文章的主旨。因为『真率』，直抒胸臆，不做作，不修饰；也因为真率，有些地方，『词意重沓』。如『俯仰一世』、『俯仰之间』，这『俯仰』的重复使用，本是用辞之病，但因为抒写真挚，被人忽略了。『萧闲』就是自然、随意的心态，故《兰亭序》抒写的是自己一时一地毫不掩饰的真情。抓住这一点，也就可以断定，智永是模仿不来的，就可以判定是王羲之自己之文，是属于创造性的。钱钟书又说：『羲之此序，低徊慨叹，情溢于辞，殊非有悱恻缠绵之致，究其心蕴，析以义理，反杀风景。』[5]
这『低徊慨叹』，指的是后半部分的议论，他之所以慨叹，就闪为生命短暂，盛事不常，故文字下面，情感的波澜十分深。非有体会者难以摹仿。情溢于辞，这是多数人能感觉到的特点。
（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在叙述王羲之《兰亭序》的时候，我们说王羲之对自然山水有他的发现。他『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是对活泼的生命世界的领悟。在《兰亭序》中，同样有他对自然的发现，故他的叙述描绘，是情景交融，而并非石崇式的与人了无关系。文中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不但在观赏自然的视角（仰观、俯察）上与《兰亭诗》一致，而且在审美的感受上也是对自然有发现。『游目骋怀』是对自然的亲近，放开心胸与视力，与下文『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放浪形骸之外』是互相呼应。即是说，在放浪形骸的无心自由状况下，心与景相合，才乐。『欣于所遇』，最生动地说出了情、景相融的刹那间的乐趣。景是外在的、客观的东西，人人能见，但只有与心相融，才『欣然』。故『快然自足』是心灵审美品赏的完成。王羲之的《兰亭序》比《金谷诗序》高一筹的地方正在于其在描写中融进了主体的情感，而《金谷诗序》则纯粹是客观景物的描述，并未有情在里边，故词意重沓并不影响其抒情本质。
（三）王羲之对生死理解的深度。
钱钟书说：『(《金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无期」又与王序戚戚有同心焉。』这是说王羲之和石崇对生命的看法上，有相同之处。即生命难永，乐有尽头。但王羲之的理解显然比石崇或同时代的其他人来得深刻，因为王的感慨是建立在对庄子《齐物论》的批判之上，他对乐与悲都有内心的独立思考。
《兰亭序》的前半部写景叙乐，情景交融，颇有对山水之乐的发现。『欣于所遇』就是个人对所遇山水的新体验，不同一般表面的感官之乐。仅凭这一点，王羲之就高于石崇、纱綽等人。但他并不是由乐而止，下文的议论却是由乐生悲，这个过渡出于常人之想。郭沫若就是因这种乐与悲的急剧转换而怀疑此帖为伪作。他说：
『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在这些诗中只有颖川庾蕴的一首五言四句有点消极的意味……（原诗是：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夕弊理自因。）但其他二十五人的诗都是乐观的，一点也没有悲观的消息…… 这和《临河序》（指《兰亭序》）的情调是完全合拍的。即使说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王羲之的性格……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世传《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6]
兰亭雅集，欣于所遇，快然自足。但情随事迁，聚会已成陈迹，因之感慨随之而来，这是很自然的事。王羲之写序之时，雅集已经结束，『乐』也随之终止。那么想到生命不长久，死亦随之，也全在情理之中。悲由乐起，也是很自然的。王羲之性格倔强，但并不能保证他不死。他深知每人都免不了一死，问题是活的时候如何更乐一点。乐是短暂的，死是必然的。因此，他要批判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中有『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的句子，这是『一死生』的由来，又有『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句，这是『齐彭殇』的出典。在庄子那里，他的本体论最高范畴是『道』，『万物皆一』（《大宗师》〕自然生与死是一回事。庄子是在哲学层面讲他的道与生死，而王羲之是在现实层面讲生死的客观存在，两人其实不在讲同一话题，没有遵守论辩的同一性。王羲之所以反对把生当作死的观点，就在于他觉得人虽免不了死，但却可以活得更长一点，因而得到的乐更多一点。
王羲之对人生的悟是从现实出发的。他说『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所寄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王羲之对同一时空中不同人的人生观作了深刻的分析，一种是倦于涉猎者，把自己的抱负在室内畅谈，另一种是旷达不拘者，放纵恣意地生活。不同性格的人，取舍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就是古人云的『死生亦大矣』。这句话，出自《庄子》的《德充翁》，『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这是说，人总有死生，但天道的运行则不变。王羲之的感慨在于向之所乐已成陈迹，而死生的规律则无法改变。他的『悲』是因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王羲之对生死的体悟是深刻的。
王羲之为什么反对庄子？钱钟书有精辟的分析，说：『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许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山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韩驹病其夫能旷怀忘忧，尚浅言之矣。』[7]
说王羲之是以『真贪痴』讥『伪清静』，并不太含贬意，钱钟书在识见不『高』上打了引号，表示这识见还是值得肯定的。王羲之认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种看法当时人刘琨在《答卢谌》诗并书中亦有差不多的表述。刘琨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玩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8]但两人的体认实有差别的。钱钟书说：『是故羲之与刘琨虽均有「虚诞」、「妄作」之句，貌同而心则有异；琨谓人于死丧非能不戚也，羲之谓人于长生久视非不能致也。倘貌取皮相，羲之此序低徊慨叹，情溢于辞，殊有悱恻缠绵之致，究其心蕴，析以理义，反钉风景……夫有待之身，及时行乐，则深感于时光之逝而莫留，乐事之后难为继。』所以，王羲之之『悲』，从积极的方面看，是对生命价值的珍惜
从修辞手法看，王羲之确有『仿』的痕迹，但这种『仿』已是一种化用。例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种句式孙绰的《兰亭诗序》中有，『今日之迹，明复陈矣。』钱钟书指出，在《汉书•京房传》中亦有：『……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并说：『余尝取《通鉴》与所据正史、野记相较，得数百十事，颇足示修词点铁，脱胎之法，至于昭信纪实是否出入，又当别论。』[9]
所以这种脱胎之法，实也应视为一种活用或创造。『命意相同而语似借京房论国事以叹人生。』
因此，不管是王羲之对人生感慨的深度还是语言的表述，都带上他个人的色彩，是高出众人的。《兰亭序》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收入《古文观止》，其原因也在此。
注释：
[1]《世说新语校笺》下，三四九页。
[2]《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二○○○年，二七一页。
[3][4][5]《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一一一六页。
[6]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7]《管锥篇》第三册，一一一五页。
[8]《管锥篇》第三册，一一一四页。
[9]《管锥篇》第三册，一一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