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创作真相新辨
——兼释祁小春《兰亭序》『癸丑』和『揽』字之疑
毛万宝
由于历史尘雾的笼罩，今天要弄清《兰亭序》创作真相已非常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思进取、因袭旧说的理由。我们认为，根据艺术创作（包括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加以谨慎而合理的推测，还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兰亭序》创作真相的。
就现有文献来看，最早道及《兰亭序》创作真相者，当推盛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
《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玡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1]
今人（包括笔者在内）大凡谈《兰亭序》创作真相时，皆以何延之此说为据。可从《兰亭序》文本（尽管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是其摹临本）出发，再对照一下东晋以后书法史上留存的典型『稿本』书写状况，则会觉得何延之所说不全然符合事实真相。
于是，一些敏锐的论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兰亭序》是修禊日的草稿么？《兰亭序》太工整、规范，难道不应是誊正稿么？
第一个疑问的提出者是吴克电先生。他在二○○○年一月三日《书法报》上发表的短文，题目即为《〈兰亭序〉是王羲之『修禊日』的草稿吗》。该文分析道：
余以为该序是王氏之作，但不是王氏在『修禊日』之所作。其理由是：
首先，从序文的内容来看，其文语言之典雅、用典之精妙、篇章结构之纯美，堪称中国古代散文之典范。古今出版的散文集多有选入。因此，这样的典范之作绝非『修禊日』酒酣耳热之际临场之作。就王氏的人品、性格看大抵是不会如此作序文的。
其次，就此序的书迹来看，没有半点酒后『放浪形骸』之态，虽称行书，老实讲是介于行与楷之间的书体。如『永』、『九』、『在』、『之』、『文』等字楷意十足，少有行气。这一点与历代书家流传下来的手稿进行比较，形成鲜明的对比。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孙过庭的《书谱》等皆富行草之意，令人信为草本。特别是颜氏草本，那起伏跌宕的线条，不假雕饰的点画，真乃作者情感与理智的交争互织。而反观王氏的序文，则显得从容不迫，通篇难见有大的起伏。这一点即或是与王氏本人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十七帖》等相比照也是大相径庭的。
再次，从该序书面洁净程度来看，也不是王氏『修禊日』所作。
综上所述，《兰亭序》决非王羲之『修禊日』酒酣耳热之际之所作，当是原草稿基础上的再稿本。
提出《兰亭序》应为誊正稿的学者则是祁小春先生。他撰写的《小议〈兰亭序〉中的改动涂乙现象》[2]，就告诉我们：
今天所见的《兰亭序》各种本子皆来源于同一祖本，然而用上述手稿的尺度去衡量，就会发现问题。首先，《兰亭序》不应该是草稿。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做不到把草稿写得如此整齐的，草稿应该像《祭侄稿》一样。其次，《兰亭序》也不应该是清定稿。因为其中还有多处改动涂乙的痕迹，所以，只有视之为誊正稿才合情理。若为誊正稿，其中改动的几处，如添字的『崇山』、『痛』、『夫』，改字的『因』、『向之』、『文』，涂抹的『□可』等，在誊抄本都可以视为正常现象，毕竟一边誊抄一边改定都是可能的。但问题是，其中『癸丑』二字情况的异常还是无从解释，观《兰亭序》首行『癸丑』二字，明显是先空出而后补书的。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笔者对《兰亭序》创作真相的认识，都服膺何延之《兰亭记》之说。直到拜读吴克电、祁小春两位先生的有关论述之后，我才逐渐改变看法。现在的我更乐于作这样的进一步推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天，王羲之率众人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之后，在略带『酒意』的状态下，很快把大家刚刚写出并朗诵过的三十七首兰亭诗收集到一块儿，就成了最原始的《兰亭诗集》。为记述雅集盛事以及兰亭诗的由来，王羲之一边安排嘉宾（也是当时文坛领袖）孙绰作诗集后序，一边自己当仁不让立即起草诗集前序。王羲之这个序到底是用什么笔、什么纸写的，并不十分重要，反正用毛笔是肯定的，纸张也只是当时通用的纸张。至于何延之所谓『鼠须笔』、『蚕茧纸』云云，也只不过代表何延之的猜测、想象而已。就如当时，写序并当众读序只是兰亭雅集活动的一个项目而已，必须有，但序文的内容不太理想则无关紧要。可要作为正式『文本』向外传播，则当慎之又慎了。
于是，兰亭雅集活动过后，王羲之便接着对他的《兰亭序》草稿进行修改。修改了多少遍呢？用模糊的说法，当然可谓『无数遍』；但用相对精确的说法，应该不超过五遍，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文章再重视，也不可能无休止地修改下去，五遍以内的修改当中，当然包括了修改、誊正、再修改、再誊正的过程。而我们今日所见神龙本等《兰亭序》之祖本，就是定稿前的一遍（誊正稿上的）修改稿，文字内容已与定稿完全一致，只是未加题目与署名而已。那么，定稿以后，王羲之会不会再一遍又一遍地『复制性』抄写《兰亭序》呢？有可能，但也不至于太多。
定稿之后，重抄《兰亭序》，王羲之再也不用考虑修改其文字内容，很自然将注意力集中于书法效果的营构。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发』，正因为过于在意书法效果，最终，反而书法效果不佳。无奈，他只好把那遍定稿前的修改稿当作『传家之宝』珍藏了下来，并于临终前交付五子徽之，以至一直传到智永、辨才之手，最终为唐太宗派人赚取、随葬昭陵。而那些传播于外的《兰亭序》定稿抄本，则因种种人为或自然因素的破坏，都一一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兰亭序》的创作真相既为我们所把握（尽管其中难免带有若干推测成分），那祁小春先生关于《兰亭序》中的『癸丑』（见图一）和『揽』（见图二）字之疑，就容易得到解释了。
祁小春的『癸丑』之疑，见于上述引文。本来这个疑问的最初提出者是郭沫若。他在一九六五年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3]就提出：
依托者在起草时留下了一个大漏洞。那就是一开始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填补进去的，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白只能容纳一个字的光景，因此填补上去的『癸丑』二字比较扁平而紧接，『丑』字并且还经过添改。这就露出了马脚，足以证明《兰亭》决不是王羲之写的。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当年，而且已经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写文章，岂有连本年的干支都还记不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
其后，不同意郭说的论者曾给予有力之反驳，他们认为，王羲之生活『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年代，难道智永（郭沫若同篇文章断定《兰亭序》依托者即是隋僧智永）不生活『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年代？郭沫若同篇文章既已断定『《兰亭序》是在《临河序》（刘孝标节注之文）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那《临河序》中已有『癸丑』二字，对着作伪，又何有『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的道理？遗憾的是，祁小春对这些议论似乎视而不见，在相隔四十余年后，依然肯定、重申着郭沫若的『癸丑』之疑。
然而，祁小春的『癸丑』之疑（当然也是郭沫若的『癸丑』之疑）是可以得到解释的，而非像他所说『还是无从解释』。
现在看到的神龙本《兰亭序》，『癸丑』二字后者系『就改』（就原有字迹改动，非涂乙式改动）而成、前者系添加，而且只占一个字的面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癸丑』二字的漏写，并非因为王羲之『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而是在誊写时，稍不留心，思维超前，把『癸丑』二字落下，直接去写『癸丑』后面的『暮春』之『暮』字了。『暮』字写到草字头的第三笔时，他才忽然发现『癸丑』二字漏抄，虑及后面还要进行修改，于是就在刚写出的『暮』字草字头前三笔（笔顺应为先左短横、左短竖，再右短横。下面重写之『暮』字草字头，笔势依旧，但笔画形状已微作改变，如把第一笔稍拉长、第三笔又稍缩短）上『就改』出了『丑』字（尚留有『就改』和『就改』不彻底的痕迹），并随之在『丑』字上添加了一个扁扁的『癸』字。[4]
祁小春先生对《兰亭序》的第二个疑问，是认为如果《兰亭序》系王羲之所作，他不该两处用『揽』，因为六朝避讳极严，他不得不在文中避曾祖父『王览』之讳。但用我们关于《兰亭序》创作真相的探索，以及祁小春本人认定现行《兰亭序》之祖本当为雅集活动的誊正稿之说，即可顺通解释祁小春关于《兰亭序》的这一疑问。
祁小春的『揽』字之疑，最初提出于二○○○年前后。他所作《〈兰亭序〉『揽』字考》一文，先是发表于日本《书论》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三十一号），由梁少膺先生翻译成中文，相继发表于《书法研究》二○○一年第一期，收入梁少膺译、文化艺术出版社二○○一年版《当代日本书论选译》。该文经过增补、修订，又以中文形式参加了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十九日于苏州举办的『《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祁小春参加苏州会议的长文题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两个新疑问》，后收入苏州大学出版社二○○○年版《兰亭论集》（华人德、白谦慎主编）。
祁小春先生的『揽』字之疑提出之后，明确作出回答的是王汝涛先生。他在《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一文中辨析道：
《兰亭序》是书面文字，写在纸上给人看的。羲之的曾祖父是王览，当他必须在文中写到『览』字时，不敢写这个字，改成『揽』字，字形变异，旁人看了便不能说他犯讳，正如把『会』改『郐』一样，字音不变而字形变了，在书面文字上便算做到了避讳。王舒避讳的事，东晋朝廷都依了他，此事发生在公元三二六年，下距王羲之写《兰亭序》二十七年，可见王羲之把『览』写作『揽』当时是合乎避讳的习惯和规则的。写『览』为『揽』的正是王羲之本人，而不是什么『作伪者』。[5]
也许为了回应王汝涛的辨析，祁小春再撰长文《〈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对自己的观点详加论证，进一步认定：
《兰亭序》中的以『揽』代『览』之现象，以义言之：二字未能互训；以音言之：二者同音；以形言之：『揽』字含『览』形在内。因此，以『揽』代『览』，显然不合当时避讳习惯。
基于此，我们现在假定，王羲之于兰亭盛会当日果然即兴写了『揽』字，则面对四十余位与会名士，不知他是如何把《兰亭序》吟诵给大家听的？是否会『正色』、『流涕呜咽』、『狼狈而退』、『不履而走』、『闻讳必哭』、『对之流涕』？很难想象，四十多位到场的名士（其中包括王羲之的三子：凝之、徽之、献之）对此是如何『有感于斯文』的？王羲之不惜在众多名流雅集之时，公开违反当时的避讳习俗，作此惊世骇俗之举，究竟是何原因？若无其他可以解释的理由，《兰亭序》中『揽』字的出现，是有悖常理的。[6]
其实，王羲之以『揽』代『览』一如前其二十七年朝廷替王舒以『郐』代『会』的道理，是无数避讳方法中的一种，尽管人们很少应用以及一为自讳、一为『始则他讳，后则自讳』[7]。在《兰亭序》之前，既存在一个同样类型的避讳实例，那就说明《兰亭序》用『揽』字并非一个『孤零零』的避讳现象，而是有先例可循，完全合乎当时避讳的要求。
至于《兰亭序》用『揽』字无法当场朗诵的疑问，想必是祁小春忘了本人的『誊正稿』（即『修改稿』）说。依我们前引祁小春的说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各种《兰亭序》版本的祖本，不是修禊雅集当天的草稿，而是后来尚在修改的誊正稿。既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认定：王羲之最初的《兰亭序》草稿并未出现『揽』字，『揽』字是到后来修改、誊正、再修改、再誊正的过程中才改加上去的呢？可见，对王羲之而言，在《兰亭序》誊正稿（也是修改稿）上用了两个『揽』字，既合乎当时避讳要求，又暗示了与最初草稿面貌有所不同。如果誊正稿（也是修改稿）与草稿面貌完全一致，那还存在『修改』么？
对《兰亭序》，祁小春先生除上述『癸丑』、『揽』字之疑以外，还有文句抄袭之疑等）。总之，我们可以看出，祁小春基本上是倾向『伪作』说一方的，然而他同时又在《〈兰亭序〉『揽』字考》一文的结尾作了这样的特别声明：
本文也许可以作为『伪作』说的其中一个证据。但是，笔者并非支持『伪作』说，而且相信《兰亭序》为王羲之撰文及亲笔书写的。如果《兰亭序》确实属伪作，那么，在日中书法史上，不！乃至日中文化史上，其现状无疑是深感寂寞的。
不久前，有位对王羲之研究感兴趣的朋友，同我提及《兰亭序》时，曾说了句让我颇感震惊的话——『《兰亭序》肯定是王羲之写的，一点儿也错不了！』本人虽然倾向于主真派，但对这样的『肯定』却不敢苟同，因为这种『肯定』本身便是轻率的、没有价值的。我更相信这样的看法，就是时至今日，《兰亭序》本身是真是假已变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围绕真伪问题，多向延伸，反复设疑，催生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把《兰亭序》研究以及王羲之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
注释：
[1]唐张彦远《法书要录》第一二四—一二五页，范祥雍点校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2]《书法报》二○○七年八月一日。
[3]《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4]关于『癸丑』之疑，周汝昌先生的解释是，王羲之没有忘记干支，而是习惯了上年的干支『壬子』，便顺手写出『壬』字，直到『壬』字写出后，才发觉错了，于是，将其改为『丑』字，又在上面添加了一个『癸』字（详见《书法导报》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所刊周汝昌《〈兰亭序〉之谜》）。但问题在于，王羲之举办兰亭雅集时已是农历三月初三，不是刚过新年的正月初三，三个月的时间已够长的了，这段时间内他肯定会无数次地写到与看到新的一年之干支『癸丑』，如说习惯，那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怎么可能到起草或誊写《兰亭序》时，依然习惯于上年干支『壬子』呢？
[5]王汝涛主编《王羲之与琅玡王氏文化研究新编》第七十七—七十八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
[6]《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第一六九页。
[7]祈小春在《〈兰亭序〉『揽』字考》和《〈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中反复强调，朝廷替王舒改『会』为『郐』是『他讳』，王舒本人并不满意。其实，进一步想，改『会』为『郐』，在一开始自属『他讳』，因地名王舒本人无权改动，只有朝廷出于迁就王舒避讳之请才能予以改动。但王舒上任之后，每当需要写到『会稽』的地方皆主动改写为『郐稽』，则属于地地道道之『自讳』。至于说王舒不满意朝廷之改，那只是祁先生的一种推测，要知道，《晋书》并未说王舒不满意朝廷之改，只说『王舒不得已而行』，它指的仅是，王舒以犯讳之由『求换他郡』，但在朝廷解决了他的犯讳之虑之后，他便没有理由不去会稽就任了。
[8]《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两个新疑问》，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第三二八页。
图1 神龙本《兰亭序》中的『癸丑』二字
图2 神龙本《兰亭序》中的两个『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