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知是寒食？
——《黄州寒食诗帖》中的『寒食』审美特质探析
雍文昴
素有『天下第三行书』之誉的《黄州寒食诗帖》（又称《寒食帖》）（图一），是一○八二年苏轼为官黄州时所写的一幅诗稿。这一年，他四十五岁，正是遭遇了『乌台诗案』风波，几经磨难之后，被贬黄州的第三年。这一年，他写就了文学上传世不朽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赤壁赋》。这一年，是苏轼仕途人生低潮的谷底，却也是他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峰。[1]
《寒食帖》以『寒食』为名，顾名思义，是因为这幅诗稿写作于寒食节之时。然而，这个看似信手拈来的题目，却并非偶然得之。笔者相信，在苏轼构思和书写这幅作品的时候，有着更深层次的感怀和观照，而寒食节的习俗源流及其衍生而来的审美特质，自然是其中甚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
据史家考证，寒食节以及『寒食』的风俗习惯，自西汉时期起，已在我国流传，最初发源于山西一隅，兴盛之时，民众甚至持续寒食一个月的时间以示纪念。后因寒食时间过长危害健康，魏晋时期，官府曾一度明令禁止寒食，但民间习俗却并未因此而消失。至唐代，因为统治者的提倡，寒食节又再度兴起，而且从民间走向宫廷，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然而，从宋代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寒食节的各项习俗又开始被慢慢淡化。到明、清时期，寒食节更干脆并入到清明节之中，寒食的习俗也随之取消。[2]可见，寒食节与寒食习俗从起源到衰落，经历了近两千年时间的流变。在这期间，大量的文艺作品记载和反映了这一独特的风俗，如先秦诸子中对于寒食起源的叙述，魏晋时期对于寒食原因的探讨，唐代涌现的大量『寒食诗』以及宋以后各代诗、词、曲、赋中的寒食记录等，都使得后人在领略前人民俗心态的同时，感受到由寒食习俗所演化而来的审美特质。在这些作品之中，苏轼的《寒食帖》可谓是集诗文与书法于一体、独步古今的一幅佳作，既是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的感悟，又是对千年传承的寒食习俗及其审美特质的一种生发。笔者认为，要探讨《寒食帖》中的这种『寒食』的审美特质，需要首先回归到寒食节起源的问题。
『对寒食节起源的关注，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说代有其人，……他们或撰写专文加以论述，或在有关著作中辟出章节予以考证。皆欲厘清寒食节的源头和与这一源头密切相关的禁火、寒食（即吃冷食）习俗的起因。』[3]前人的考证，概括起来，形成了这样几种主要观点：『禁火说』、『改火说』、『介子推说』以及『分野说』、『山戎说』等，可谓众说纷纭。然而，在这些观点之中，最具价值的，说服力、影响力也相对较大的，还要算民间流传广泛的『介子推说』与学界比较认可的『改火说』。所以，本文也主要从这两方面的习俗源流出发，探讨其审美特质在《寒食帖》中的再现。
二
对寒食节以及寒食习俗最早的文献记录是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4]由这一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在汉代时期，晋地就已经有了寒食纪念介子推的习俗，然而，为什么纪念介子推就要寒食，则还要从介子推的生平推究而来。
关于介子推的生平，历来说法不一。据考证，历史文献中关于介子推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僖公廿四年》，此后，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也曾提到介子推的故事，但在《左传》或者《九章》的记载中，都并未明确出现与『火』或『寒食』相关的情节，也就是说，在屈原的时代，寒食习俗是否因纪念介子推而起，尚无定论。
大约与屈原同一时期，还有一则关于介子推的记载，出于《庄子•盗跖》：『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5]相对于《九章》而言，这则记载提供了更多细节：其一，介子推是『至忠』的贤臣，其二，他曾经『自割其股』救过晋文公，其三，他之所以离开晋文公是因为文公的『背之』，其四，他最终的结局是『抱木而燔死』。可以说，从庄子的记述开始，关于介子推传说的主要脉络才基本完备。在《庄子》以后的文献中，关于介子推的传说虽然仍在不断丰富，但关于其焚死情节则意见不一，如《吕氏春秋•士节》、《史记•晋世家》中，就都没有采纳『焚死』的情节，而刘向的《新序•节士》中，则又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由此可见，介子推的生平故事，在古代的文献记录中，说法不一，至于介子推与寒食纪念习俗之间的联系，则也缺乏比较明确的论述。因而，寒食节以及寒食习俗对于介子推的纪念，应主要出于民间传说的力量。在民间传说的体系里，介子推被奉为至忠至孝的典范，甚至被逐渐神化。于是，为了表达对介子推被焚而死的悼念，民间开始流传起了『寒食』的风俗。
然而，笔者认为，在民间以寒食纪念介子推的习俗虽因其自身体系的强大推动力而逐渐形成，但对于介子推生平的不断推敲却也因此而兴起，并最终由于历史文献的不同记述，使得人们对于介子推的解读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他可以成为忠义贤臣的典范，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有可能沦为离经叛道的代表。
在这样的习俗源流的基础之上，再回到《寒食帖》的文本来看。《寒食帖》总共有两首诗，写在一起：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痛少年，病起须已白。』（图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图三）
这两首诗平铺直叙，单从文辞来讲，几乎看不出雕琢的痕迹，但诗中所表达出的心境，却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其实，众所周知，苏轼的《寒食帖》只是一篇草稿，是偶然写成的，不可重复，然而，书能写意，实在是最为难得。虽然整篇诗稿有多处修改，而且字体时而丰腴，时而瘦劲，时而萧散，时而端庄，但全篇一气呵成，将作者跌宕起伏、波澜汹涌的内心情感灌注到笔端，展现出了一种『率意的自然的奔放的审美感觉』，正符合了苏轼『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观念。如前所述，苏轼在书写《寒食帖》时，正是他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可以说，此时的苏轼正处在与介子推颇为相似的境遇。苏轼一生的仕途并不平坦，在王安石变法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苏轼站在了保守派一方，而后来，当事实证明新法失败，在司马光等人将新法彻底废止的情况下，苏轼又认为多年施行的新法，如果全部否定，会给民众带来更多的艰难，所以又再次进言认为应该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因此，他虽然在朝为官，但却多次被贬，始终没有得到重用。[6]苏轼的一生，敢于直言时弊，践行了自己为人臣子的信念，虽因此而官场失意，但却使得他在精神上更加完整，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在《寒食帖》中，苏轼一方面诉说了『年年欲惜春』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在『春去不容惜』的现实面前，道出了『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绝望，诗帖中『「哭途穷」（图四）三字超出其它字好几倍，横空突兀，如乐章奏响前的最强音，全曲在一派肃杀的气氛中结束。此帖表面上看不重形式，甚至没有形式，而其实是一种让你忘记形式的形式，又是一种让你不忘记的形式。』[7]从这点来看，苏轼与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的观念不同，此时的苏轼，已经没有了《水调歌头》中『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犹疑，他将自己的失意，推向了如介子推般的极致境地。从而对由介子推纪念习俗演化而来的『寒食』的审美特质，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使得千古之人同唏嘘，感受到了苏轼彼时彼刻的心境。
三
如前文所述，『介子推说』虽然是目前对于寒食习俗来源的解释中，『唯一为普通民众所信奉的说法，』[8]但在学术界却一直以『改火说』作为更可靠的习俗来源。『这种观点认为寒食禁火与古老的改火习俗有关。较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唐代的李涪，他在《刊误》「火」中谈到：「《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今人持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禁火也。」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证。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故以钻燧证之。」』[9]其后，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近现代学者如李玄伯、裘锡圭、杨琳等也均持这一观点。如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以『改火说』为根据质疑介子推的传说；李玄伯先生在他的著作《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与《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也曾指出『古代中国跟古希腊、罗马一样都有「祀火」的制度』，并把两方面的习俗加以对比，提出了将『改火』看作寒食起因的观点。[10]此后，裘锡圭先生又进一步论证过『改火说』的原委，并将改火与介子推的传说联系了起来，提出了介子推的传说来源于改火习俗中烧死人牺的历史，裘先生认为，当改火习俗逐渐衰微以后，人们对最初改火寒食的意义已经不很理解了，因而，为了解释这一古老习俗的由来，遂演化出了介子推的传说。[11]
由此可见，持『改火说』观点的学者们从史料出发，认定寒食习俗来源于『钻燧改火』的旧制，从而基本否定了以纪念介子推作为寒食节起源的一般观点。笔者认为，『改火说』的观点，有着很多合理之处，毕竟任何一种风俗习惯的兴起，都不会只是从纪念一个人的原因出发，而是往往涉及到某些生活经验的积累。
从禁火寒食的角度来看，寒食节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但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与春节、上元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的饮食习俗不同，『禁火寒食』习俗的出发点并非是给人们带来任何形式上的味觉享受，甚至恰恰相反，寒食节的日期大约是在冬至过后的一百零五日左右[12]，这时的天气乍暖还寒，在这样的季节吃冷食，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味觉上的痛苦体验。如《后汉书•周举传》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13]可见，禁火寒食的习俗曾经给民众的生活带来过很大的不便，虽然延至唐宋时期，寒食节期间的各项习俗，逐渐由悲转喜。但在这一天，人们还是要寒食，其实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禁火』已经没有了上古时代的现实意义，但选择一年中乍暖还寒的季节，伴随着风雨飘摇，将对寒冷的体会推向更深的层面，从而更切实地感受生命痛苦的状态，似乎是一种难以诉说却又颇具意味的情怀。因此，笔者认为，寒食节的另一审美特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痛苦的体验。
从苏轼的《寒食帖》来看，诗中有『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的句子，充分展现出寒食节令之时的极端天气，而在这时，却要『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小屋』、『渔舟』、『蒙蒙』、『水云』、『空庖』、『寒菜』、『破灶』、『湿苇』，所有的文辞，都指向了相同的意象，寒冷与凄凉，原来『看来潇洒自适、豁达无为的苏轼，内心还有这么深的隐藏着的悲苦、坚持、顽强、对抗与愤怒』[14]。而在此时，作者却发现正是寒食的时节，『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苏轼用一句询问，一句回答，道出了自己内心压抑着的喷薄欲出的情绪，诗帖中，『纸』（图五）字一划破空，如锥画沙，如折钗股，在这一刻，作者落魄的心绪、痛苦的内心与周围的环境叠印，从一种身体上的感触，视觉上的发现，引发到内心情感上的悲凉，达到了心物交融的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难怪黄庭坚在其后的跋文中说：『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图六）可以说，黄庭坚的评价准确地道出了《寒食帖》诗书双臻的艺术高度，而此诗帖当中所蕴含的另一『寒食』审美特质，也由此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以上从『介子推说』与『改火说』两种观点来解释寒食的习俗源流，都有其各自的文化背景，也始终存在争议，但寒食节以及寒食，作为习俗一旦流传后世以后，便很难再将这两种影响截然分开。改火寒食，如果是体验层面的意义，那么介子推的传说，则更多地成为精神上的具象化支撑。虽然从起源来讲，新的、更加全面的解释还有待开发，但寒食节禁火寒食以及介子推纪念的习俗，流传于世，逐渐交融，在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由这一习俗带来的寒食的审美特质也已形成则是无疑的。这一点，从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中，即可见一斑。本文试图将民俗源流与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之间做一连接，相信在中国的传统文艺作品中，相同的例子还有很多。
注释：
[1]参考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
[2]参考张勃：《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齐鲁学刊，二○○四年第二期。
[3]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二○○四年第三期。
[4]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
[6]参考陈宇著：《苏黄精神》，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四年。
[7]陈宇著：《苏黄精神》，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四年。
[8]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二○○四年三期。
[9]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二○○四年三期。
[10]裘錫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中国文化，一九九○年一期。
[11]裘錫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中国文化，一九九○年一期。
[12]李道和：《前人对寒食习俗的解说及其内在矛盾》，民族艺术研究，二○○二年五期。
[13]（东汉）范晔：《后汉书》第七册，中华书局，二○○一年。
[14]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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