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98年我们和欧洲代表进行入世谈判，欧美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发达城市只有上海和北京。当时为了改变他们的观念，我们带他们到成都和重庆看看，那时候成都和重庆还很落后。看完以后，请他们坐船经过三峡，最后到了武汉。他们要赶飞机从武汉飞北京，然后马上飞回欧洲。到武汉后很不巧，我们乘坐的从武汉到北京的飞机由于机械故障没办法起飞，武汉当地负责人和机场负责人都非常着急，因为欧洲代表必须当天晚上赶到北京机场，然后搭乘那班飞机回到欧洲，他们在欧洲有重要的会议。当时机场方面表示，马上组织一班从深圳飞往北京的飞机，加降在武汉，然后让他们从武汉坐飞机到北京，这架飞机本来是不应该停的，但是机场组织他们降落在武汉。最恼火的是，他们说当时飞机因有故障问题，必须要加降武汉，请大家谅解。后来这架飞机在武汉降落，我就带着欧盟官员上了飞机。飞机上的乘客看到后发现，原来不是机械故障，是为了上一群老外，他们马上不干了，组织了十几个人和机组人员谈判，质问说为什么要欺骗我们？为什么要降在武汉？后来那些人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吵，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如果你们吵的话，这个飞机就会延迟两三个小时。而那些乘客却说，不管怎么样，你们得讲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欺骗我们？为什么要临时加降？这就是深圳人，有权利意识。我想这个飞机如果是从上海飞过来，或者是其他城市飞过来的，也许没有一个人会说。但是深圳人不干，他就较这个真。机场领导、飞行员一直跟他们谈，后来，我跟他们把前因后果讲了，希望他们谅解，而且我不知道机场方面是这么跟你们说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然后欧盟代表团团长又出来道歉，这样深圳的乘客才没有继续闹下去。
我们现在谈软实力的问题，中国今后如果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我们的对外开放要迈上一个新台阶，核心问题是要把中国人的文化改变成接近深圳的文化，这样我们中国才有希望。在打造21世纪中国公民文化方面，如果深圳品质能够起一个带头作用的话，我希望我们爱护这种文化，能够尊重这种文化，而且发扬光大。那样我们中国人今后在对外交流中，就会站在比较有优势的地位。这是我这次到深圳想表达的意思。
韩文秀：转型升级：只有更高才能更强更快
第一，向美国学习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当年是不同的，日本是一个岛国，它对二战侵略历史从来没有进行真诚的、彻底的反省和道歉。在经济上，日本虽然长期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甚至曾经发出日本世界第一的呼声，让美国一度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但是日本不能够成为真正政治上的外交大国、军事大国和文化大国。而中国的崛起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崛起是全方位的，是综合性的。就拿产业来说，我们的产业发展，低端的、中端的、高端的产业和技术都有广阔的市场。以往我们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多数都处于中低端，美欧处于高端的位置。那时候的分工比较明确。美欧的企业有它很强有力的位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低端的城市也在大力扩大在产业中高端的地位，这样就意味着在产业和竞争中，我们在一步一步的把美欧逼到墙角。也就是说他们在低端、中端和高端上都慢慢失去原有的竞争力，都没办法跟我们进行像以往那种竞争。欧洲除了环境更加优美、空气比较新鲜、适合旅游之外，它现在的产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我们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演进的过程。现在国际上议论得比较多的，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从数量上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了；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也在迅速增加；中国的新能源投资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中国的大型计算机运算的速度在世界上也排名第一等等。另外，人民币正在走向世界，中国的语言随着孔子学院的发展也在走向世界。这确实让美国、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以奥巴马政府就讲到，美国政府处于卫星时刻。所谓卫星时刻就是50年代的时候，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时候美国没有，他们感到相对的落后。
当然，美国现在甚至还用一些捕风捉影、见风就是雨的方式来夸大它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对于中国歼-20战机和中国海军实力过分的渲染。美国有一些日落西山的感觉，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它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地位还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动摇，但它的忧患意识非常强。
而我们是不是可以沾沾自喜、无忧无虑了呢？其实还不能，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也正在面临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原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挑战也越来越多，约束也越来越多。在资源约束、环境的污染、收入的差距、社会的矛盾等等一些方面，矛盾和问题在今后必须要实现一个扭转。这就联想到现在一些国家最近出现的政治动荡，所以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直面风险、直面挑战。而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妨向美国学一点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从国家来看是这样，从各地的发展来讲同样如此。
第二，发展必须要善于负重前行
负重的重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数大，第二是约束多。我们中国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讲还是区域层面讲，发展面临几大必然趋势：
一，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特别是最近几年，农民工工资成本每年要上升15%左右，最低工资提高得比较快。
二，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一大趋势。当然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说石油，1993年之前，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1993年之后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现在我们进口石油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有人说中国是煤炭资源的大国，但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不是煤炭的净出口国，已经是煤炭的净进口国，而且净进口增加的速度非常快，2010年我们净进口达到了2亿多吨。像环境污染也是有目共睹的，二氧化碳排放，根据国外气候的统计，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规模。
三，人民币逐步升值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大趋势。在有些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比较快的升值，从总体上看升值的趋势不可避免。
四，人口红利在逐步的消退、减弱。各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民工荒在很多地方已经呈现出常态化。
五，区域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也是一个大的趋势。这跟国际上的产业转移是一样的，国际上的产业转移从一些发达国家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区域间同样如此，现在有一些东部地区的洼地，像安徽、湖南、江西等等一些区域这几年发展的势头非常快，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这方面，对于我们已经先走一步的发达地区来说，恐怕这方面的压力将来还会继续存在。
六，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将来会长期化甚至常态化。
七，基数效应会持续显现。因为我们先走一步，我们的基数更大，基数对将来的发展也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感觉中国经济将来可能会从过去的两位数高增长的时代进入一位数增长的新时代。所谓一位数增长的新时代，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常态，可能是一位数的增长，而不是两位数的增加，当然这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两位数增长的年份占多数，那时候可以定义为两位数高增长的时代。
因此今后发达地区要实现在总量控制的约束下发展自己。我认为有4个总量控制，第一是土地使用总量的控制，第二是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第三是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第四是淡水资源的总量控制。这些指标有一些在“十二五”规划甚至“十一五”规划中都已经作为约束性指标，从全国来讲是增量控制，但是我想从发达地区来讲，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更高、更严的要求。
对发达地区来说，要以平常的心来看待速度，以进取的心来看待质量。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以进取心看待速度，以更大的进取心看待质量，以质取胜是发达地区今后取得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国家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其实跟日本有一些越来越相似的地方，就是对发展的成果要全面、客观的评价。也就是说不能用传统的统计指标来衡量，因为它的亮点有时候往往可能不在速度，而在于它的结构、质量的变化和提升上。比如说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它一直处于失落的20年中，增长速度非常低靡。但是日本的经济结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停滞的，还是在提升的。我们既要注重速度，更要注重质量。所以深圳提出“深圳质量”，我觉得确实是将来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第三，只有更高才能更强更快
也许大家去过韩国的浦项这个企业，它的门口有8个中国字“资源有限，创意无限”。我们现在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创意是无限的。从我们国家来说，不同地区发展的国土空间、地理空间有很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这几年江苏发展的态势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江苏有苏北、苏中欠发达地区，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我们广东也有粤东、粤西、粤北。而至于深圳、东莞这样的地区来说，外延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甚至我们开发的密度已经饱和了，差不多达到了极限。因此将来的发展要追求一种境界，就是只有更高才能更强更快。
所谓更高就是产业的层次、技术的层次要更高，要跟其他的地区拉开差距。当然这句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只有更快才能更高更强。这指的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更快。谁转变的速度更快、力度更大，将来的竞争力就会更强，发展的速度就会更快，就会在新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更具体来讲，应该是向转型升级要发展空间，向全面创新要发展动力，要实行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同时并进。我们有时候讲转变发展方式，大家主要是热心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发展新的产业主要是增量调整，增量调整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要防止一哄而起、重复建设。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存量调整，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利用，能源的消耗，污染的排放，在这个方面恐怕都是要进行存量的调整。这跟腾笼换鸟也是一个意思。包括广东实行"三旧"改造，这也是很好的做法，也就是把原来占地大的改造成土地集约式的，把原来能源消耗大的企业，改造成能源效率更高的，把原来排放多的，改造成污染排放小的，通过存量调整就可以拓展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也需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我们国家现在实行主体功能区规划，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时都争着要求重点开发。有的地方能不能下定决心，划出一片地方，即使这片地方适合产业开发，但是地方政府坚持不开发，把它放在那里作为战略性的储备。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决心和气势。比如说美国阿拉斯加的石油，地下还是埋了很多石油，但是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开发，而是作为战略性的资源储备。我们在土地、发展空间方面也要有这样的战略性考虑。
还有一点，从城市和企业的发展来讲，我们应该追求苹果公司那样的产品层次和产业层次。苹果是怎样的层次呢？就是一览众山小的层次。苹果从它的功能来讲，跟其他的很多产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说上网、语音、电话、音乐等等。但是苹果的产品出来以后，它就是比别的产品要明显的高出一大截，别的产品都要推销，而它的产品需要排队购买。所以我们在发展产业、发展产品方面，应该追求苹果这样的层次，追求这样一种境界。另外，只有夕阳的技术没有夕阳的产业，从发展产业来讲，从一个地区来讲，还是要全方位发展。当然要有产业集群的优势。除了改造传统产业之外，还要发展新兴产业。除了发展现代制造业以外，还要发展现代服务业。甚至有些现代农业的项目也是有发展前景的。比如说种子产业、养殖、肥料等等。
突破土地资源约束还有一点，就是发展一些飞地经济。比如说我们深圳过去跟英德一起合作搞开发，除了可以在英德搞之外，我们还可以把一些深圳的产业园区在粤东、粤西、粤北也合作办几个，甚至在外省也办几个，实行产值和税收两边分享。这样的话就可以突破现在土地资源的约束。当然，这方面我们除了要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之外，还要核算国民生产总值。
再一个，我们要捕捉对外开放的新特征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新机遇。“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把握好权钱分工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合作新优势。这个新定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继续提升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同时，逐步成为市场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在对外开放上，要实行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扩大对外增长和对外投资并重。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所以，对深圳这个城市将来的发展方向，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深圳可以向“硅谷+华尔街”或者是“硅谷+纽约”这样的方向来发展。
还有一点是房价问题。房价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竞争力，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城市，房价过快过多的上涨，固然会带来一时一地的财税收入和经济增长，但是难免会损害长久的经济竞争力。过高的房价必然会加大营商的成本，恶化投资的环节，妨碍吸引高端人才和高端客户。因此，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既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保持和提升国家和区域竞争力的需要。否则房价到了天上，必然就把高端人才吓跑了。环顾全球，回顾历史，其实经济上栽跟头的很多国家，都跟房地产泡沫有关系，日本、美国、爱尔兰都是如此。德国没有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市场运行比较平稳，在这次危机中，它受到的损害就比较轻。注重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我觉得应该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最后一点，创新社会管理的模式和社会经验也很重要。因为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和新矛盾层出不穷，沿海地区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而从投资环境来讲，它既包括自然生态的环境，也包括社会和谐的环境，所以也希望深圳能够探索出社会管理的新路子，成为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的排头兵和标杆。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中国可以说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深圳是中国奇迹的最典型、最辉煌的一个代表。进入新时期，深圳也希望再造新优势、再创新辉煌，现在无论是全国还是广东，以及珠三角地区，大家都在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也祝愿并相信深圳的发展一定会更高、更快、更强。
李晓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参加这个会我非常高兴，我对深圳很有感情，一直在关注深圳，但是贡献不太大。我今天主要想谈这么几点：一个是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情况，第二是发展绿色经济形成世界潮流，第三简介绿色发展指数及思路，第四是深圳“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绿色发展。
我的题目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这个题目比较大，我从中选择了绿色经济讲一讲。
第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去年我们在上海有一个会议，根据世博会有几点体会：
一个是城市人本化、房屋有机化、能源智能化、废物再生化。
城市人本化，世界银行提出，以后的大城市聚集这么多人，要搞紧凑化，就是今天上午有一位专家介绍的，在一栋楼里基本上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城市要以人为本，老百姓在这里工作、生活都很方便。
房屋有机化，这次世博会很多国家的房子设计非常自然，这使我们考虑房子的设计要更加符合人的需要。
能源的智能化，这次在世博会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能源汽车，我们感觉今后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前景，深圳比亚迪做的新能源汽车在国内的影响也很大，大家也在讨论这样一些理念，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生活条件。
再就是废物再生化，国内外都有很多的政策在谈废物的利用问题，我想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回到现实，我们现在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城市能不能持续发展。比如说北京，我们都认为好像建设得很好了，可是要下一场大雨，或者土地有冰雪，城市地下排水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后来听他们讲，日本人在很多年前搞的地下排水下了很大的工夫，我们的城市发展了这么多年，都不太考虑地下排水。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上盖，建花园、公园等等，其实真正考验的还是地下，最后来一场大雨，把很多地方淹了，那就不行。
再有是我们城市的发展，能源能否支撑。麦肯锡研究认为巨大的城市可以使土地更加节约、能源更加节约，管理也可以更加有效。我们就要讨论，我们的城市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资源支撑到底怎么样，再一个我们环境承载的压力怎么样。
总的来讲，发展绿色经济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完全一致的事情。发展绿色经济对我们国家现在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优化我们的城市，提升我们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发展绿色经济形成世界潮流
绿色经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的。
绿色经济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使之“可承受”，不因为盲目追求生产增长使社会失衡和生态危机，致使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持续发展。还是以北京为例，在多年以前北京有20条河，现在北京一条河都没有。现在我们要建设基础设施，搞好什么路，我说通水路太重要了，一个城市的水路四通八达就太厉害了。
我小时候在成都，我记得南大河、北大河都能游泳，现在这些河都不能游泳了，而且有的已经干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可承受体现在什么地方太值得我们研究了，而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有的城市已经把水系搞得很好了。
这几年提到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比较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8年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奥巴马的绿色新政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等等。我们感受到大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都在搞绿色经济，可见，从短期、长期看，都特别引人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提出了低碳经济，当然这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向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希望叫“低碳技术，绿色经济”，不要叫低碳经济。他们认为低碳经济可能是西方在忽悠我们国家，他们能做得到的，我们不一定做得到，我们仍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叫低碳技术。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理念还是在被接受。我们这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和国外的争议比较大，就是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公布出来要减少排放40%，但是那是指新增量的40%，国外要求是在总的增量下减少。在《京都议定书》以后做得比较好的可能是德国和英国，他们大概都完成了制定的指标，因此这个事情还是有争议。
现在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在面对环境污染方面，大家都有责任，但是是有区别的。共同有多少，区别有多少，也是处在争议中。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跟了他一段时间，他在这方面最早开始研究，而且提了很多的报告，他跟中国很友好，曾经到人民大学教了半年书，对中国的大学生给了很高的评价。
在麦肯锡的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绿色发电、绿色交通、绿色工业、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绿色经济可能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参加联合国会议上表示，中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去年5月8日上午出席北京举行的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我们如果实现了绿色增长，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就有可能持续下去，我们就有可能对得起我们的下一代，否则我们这一代赚了很多钱，可能生活都很美好了，实际上可能是不可持续的，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大家可能记得去年有一个科学家克斯说地球只能再持续200年，清华大学也有教授说过这样的话。我想还不至于，一两千年可能还会有，但是这对地球的历史来说还是很短的。现在正在讨论地球以外的空间哪里能住人，但是我想即使是那样，也住不了几个人。所以我们把环境做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绿色发展指数
这是我们几家单位合作搞的一个基地，这个指数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绿化度，一个是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第三是政府政策支持度。经济增长绿化度反映的是对生产资源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体现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所能承载的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反映的是社会组织者处理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水平与力度。三分法体现着一体双力，经济绿色增长是主体，资源环境是基础推力，政府政策是引导拉力，三者结合，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证。
我们的绿色发展指数，总体来看就分这么三大块，下面有9个分块，有55个指标，这55个指标是从1500个指标中筛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国内外的文献，包括国内的一些政策规定和统计指标，也包括学者们提出的各种东西，但是最后还是要有公开的权威的指标为主。
这个是这些指标，这些指标和我们现在的指标也可以做一个对照。
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颜色深一点的地方还是绿色发展指数偏高的地方，北京还是属于第一的，我们算的指数是2008年的，当然有它的特殊性。2008年是奥运之年，环保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一年，同时奥林匹克公园投资也相当大。
总的来讲，绿色发展指数显示，发达地区政府的支持度还是很强的，而在一些落后地区，它是资源承载情况比较好，因此现在偏低的是中部地区，西藏地区还没有算，因为西藏地区目前为止还有好多指标不全，而且西藏地区很多指标特别好，如果算的话，他的指标算到天花板上，别的地方都挤到地下，那就很难处理。
第四，深圳高度关注发展绿色经济。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在“十二五”的指导思想里提高了坚持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另外深圳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八个指标，比如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还有万元GDP的能耗、万元GDP水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二氧化碳排放、化学需氧量排放，二氧化硫排放、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后面7项都是约束性指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是预期性目标，跟国家规定的指标相比，还会更加严格一些。至于列得是否完全，还需要再考虑，但是至少已经表明深圳市政府很重视。再有集中体现在推动低碳绿色发展的规划中有三大方面11个重点。
一是在推进低碳发展中，要加快清洁能源开发，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构建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利用体系。二是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要建立健康水生态系统，改善大气和声环境质量，加强固定废物和土壤的污染控制。三是推进国家生态市建设，提出要建立生态安全体系，尤其还提出了建设绿色宜居城市。
间接体现在规划各方面，比如说在建成国家创新城市中，提出了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这是典型的绿色产业。还有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所涉及的三次产业中，均有不少的有助于绿色增长的产品和措施。在加快特区一体化规划中，提出建设国际水准公交城市，公交城市是非常重要的，深圳紧靠香港，香港的交通确实不错，它的路并不宽，我们以为路宽就能走的车多，我们的路很宽，但是速度不行。再一个是香港的地铁四通八达，由于地铁很方便，就把很多人放到地下走了，同时，它有八达通卡，很方便，香港想了很多办法，使那么挤的一个地方，居然交通那么方便，在全世界做出了榜样，很值得我们研究。
现在大家把北京叫做“首堵”，我们确实感到很惭愧，现在上班如果要坐车，一两个小时都在路上，时间浪费太多。再一个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一个城市的水资源很重要，城市的居民能不能喝上干净的水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能源保障体系，这些都是绿色发展非常重要的。在构建开放合作新空间的规划中，深圳提出服务业的合作，比如说和香港、澳门的合作，里面都提到交通便利的合作、服务业的合作，包括生态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都是搞绿色经济的发展。
深圳发展绿色经济优势也很多，有体制和机制的开拓与先行先试，尤其深圳政府在规划里特别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这太重要了。最后还是要看企业，深圳本土产生这么多好企业，很多企业在绿色经济中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靠企业抢占绿色经济制高点。
最后祝愿深圳市在可持续发展中取得重大进展，深圳市人民更加幸福！
夏斌：中国金融业开放与深港金融合作
唐副市长给我的命题发言是“深圳特区的金融开发开放”，其实我很不愿意讲金融，金融是很不好讲的，时代环境已经变了。我感兴趣的是，这么多专家讲了这么多内容，无非是要探讨深圳现在特在哪里。具体的事，大家都很明白，归纳起来就是给政府献策，深圳到底是要特在哪里。
50人论坛相隔三年不到，又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记得在2008年底的会上，我提出特区只能特在科学发展上的示范区。我来讲讲原来的速度深圳，现在怎么能变成质量深圳？深圳特区到底应该怎么个特法，来谈一些大的思路。
一、当年深圳发展的背景已经改变
深圳金融快速发展的环境、基础条件和过去大不一样。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今后的深圳，在研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或者今后的历史时期，深圳怎么发展金融？必须对大环境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定位。我也认真看了政府制定的“十二五”规划草案纲要，我觉得，这个纲要草案在金融问题上笔墨非常少、非常低调，可能是历届五年计划所没有的。原来深圳政府的五年计划大量的笔墨是金融，这也说明深圳市政府充分认识了中国整个大环境，而对深圳的金融做出了这种判断，这是很客观的。
前面我讲的观点是：深圳金融快速发展的环境、基础条件和过去大不一样。为什么？深圳特区的金融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是什么？当时是全国姓社姓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谈股色变，一谈股票市场，就认为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央想杀出一条血路来、想改革，但是大环境又没有解决。最后不得不让广州和香港边上的这个两万人的小渔村先干，不管出什么事，乱不了大局。所以首先是让深圳先干，给政策、给资金、给人才。当然，很多资金是政策一松，资金就来了；政策一松，人才的待遇上去了，孔雀就东南飞了。概括起来是给政策、给资金、给人才，创造了一个新深圳，创造了一个深圳奇迹。我1993年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外国金融机构瞧不上深圳，我就跟她们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没有深圳市，今天你们看看，全国经济学的博士生2/3在深圳，大学教授、国家干部纷纷下海到深圳，那就是因为在这里能创业、能干事。”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了新深圳，创造了深圳速度。在金融领域，创造了第一个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创造了第一个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创造了第一个财务公司、招商银行的前身——深圳招商财务公司、创造了第一个全国的外汇调剂中心、创造了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都是在那个环境下，深圳率先在全国金融改革上做出的一系列的动作。所以，如果说总结深圳的经验，或者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从金融角度讲，一半的经验是深圳敢为人先的精神，另外一半的经验是全国需要深圳改革。这一点深圳人要充分认识，当时的快速发展中有深圳人的本事，创新、敢干的精神，但也有全国需要深圳改革试点、创新、杀出一条血路，给全国做出示范样本的要求。这是深圳在当时为什么能做出很多大事的背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在经济金融的发展上，逐步形成了战略意图，这时候重点开始发展长三角。其中，长三角的龙头是上海，又是上世纪30年代亚洲的金融中心，有人才优势，背后有大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开始有意识的培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明确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培育这个词是在一两年前国务院的文件中提的，应该说在90年代开发浦东以后就慢慢的形成了经济中心，经济的中心往上海靠。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上海又出现了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银联总部、甚至于中国人民银行这样一个中央银行的第二总部也拿到上海设立。这说明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设计整个中国金融发展的重点。随着中国经济慢慢的崛起，要集中往上海靠。
到了90年代末，，各地金融分支慢慢的统一了，执政者对市场的认识也加深了，交易者对市场的行为也慢慢的熟悉了，交易的法规也慢慢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深圳刚开始那样，通过个别文件申请搞试点来推动改革、推动创新的日子已经慢慢的过去了。所以，在2005年左右，国务院批了天津滨海开发区的文件、提出先行先试，但是我认为很难。因为，全国的市场框架已经固定，此时的天津不能学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不能复制他们的改革经验。因为环境已经变了，先行先试可以，但不会在根本的交易制度和法规上先行先试，最多是在一些功能上先行先试，不可能再像过去的上海、深圳这样大步的搞金融改革创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当时要推港股直通车，当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很成熟了。资金是随时流动的，只让天津开一个柜台炒港股直通车，全部的资金都到这个管道上，这个管道不就炸了吗？结果港股直通车喧闹了一阵子，慢慢的就杳无音信了。
通过分析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先行先试的天津这几个阶段之后，探索深圳今后的金融怎么搞，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深圳今后的金融改革创新，不能简单照搬自身80年代的做法。或许其他的领域可以试，但是在金融领域很难。在重大的金融改革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靠要试点政策来搞改革，今后的改革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战略安排。利用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来配合深圳的“十二五”规划。
二、今后到底怎么办
必须要走有自己特色的创新道路，如果深圳特区不寻找新的特点、新的口号，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铁丝网和一个交易所这点特色，其他的方面别的城市都可以比。下一步金融上应该怎么干？我想应该配合国家金融战略，利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之机，做好深圳的金融工作。就像80年代起步的深圳一样，抓全方位的金融市场。
我们今天深圳的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工作很多，那么我们主要抓什么？最能抓出名堂的是什么？抓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特色是什么？我认为重点要配合国家战略，利用好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机会来抓自身建设工作。也就是说要利用好香港，打好香港牌。
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国家级战略的重要步骤，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学术界有很不同的意见，但是从现实政策出台来看，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就是要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配套环节。上海应该明白，现在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是配合国家的金融战略，尽快的让人民币走出去，要国际化，要区域化，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含义本身是今后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配套环节。深圳毗邻香港，比内地任何城市都了解香港，所以应该怎么合作？
一，在人民币走出去方面，在发展QDII中的人民币的份额，直接投资香港金融市场方面，我们应该做好自身和内地各个城市的资金，发挥深圳的作用，使这些资金可以投资香港。中间业务、咨询业务等等方式深圳都可以尝试。让深圳和内地城市的资金在国家有关规定的指导下，通过深圳的渠道进入香港。在人民币走出去方面，组织好银行对东盟十国、东南亚、非洲、拉美国家的人民币贷款。有的地方分行积极性不高，那么深圳能不能组织银团贷款，向这些国家发放人民币贷款，这些工作都可以慢慢的探索。也可以组织深圳、甚至全国的资金成立投资基金，投资东盟十国和海外。现在国家已经有这方面举措，总理曾经在一个会上说过，将会把100亿美元投资贷款往东盟十国投，支持他们的发展，那么人民币怎么做？深圳的人民币和内地其他地方的人民币能不能联合起来一块儿走？
其实很简单，只要要做到三点，第一，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尽快走出去，第二，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在外面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圈，存款、贷款、股票、债券等等各种各样的循环，让人民币在外面转起来。第三，还要开辟渠道，让人民币有控制的进来，不要冲击我们的宏观调控。所以，在人民币走出去方面我们应该还能想更多的办法。
二是在人民币回流方面，应该协调内地和香港有关部门，推动内地工商企业等在香港发行债券，特别是中小企业债券，使资金回流。在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的同时，以深圳为基点扩大到珠三角，发展香港银行对内地的人民币贷款业务。香港的银行在香港筹集人民币后，到珠三角来贷款，深圳在这方面更有优势，我们银行能不能做点事？比如说做点代理的业务。
三，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方面，能不能做点事情？大背景是在美国危机之后，美国滥发货币，过多的流动性，投机资金、对冲基金全球乱窜。我们能不能把美元流动性更多的引导到亚洲各国的实体经济中去？因此，把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搞起来，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深圳能不能在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找到密切的合作伙伴，成立亚洲的民间评级机构。深圳能不能主动的联合民间的力量，组成亚洲的一个民间信用评级机构，研究亚洲的债信的特点，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和美元债券市场的发展，其中也包括人民币债券。以上几点，深圳都具备发展的优势。
四，深圳应该发展真正的私人银行业务，把深圳打造成中国的瑞士。现在大家搞私人银行，都是搞国外私人银行俱乐部的外包服务，比如说高尔夫、健康、飞机的专用通道，甚至还有私人包机，但这不是国外私人银行的主要业务，档次也上不去。深圳的私人银行应该是看瑞士是怎么搞私人银行，真正的私人银行强调的是私密性，强调财富管理。所以我提出一个口号，在金融行业除了配合国家的政策，打造真正的私人银行，打造中国的瑞士。
五，利用深港紧密合作的特殊地位，在香港，包括在东南亚寻找战略合作伙伴，成立投资基金，配合国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延伸，支持国家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运用。2.8万亿的外汇储备，买债券大家都有意见，我们能不能尽快的将这些外汇用好？作为国家主权基金在有关国家出现很难运用，深圳能不能做点事情，与香港以及东南亚的相关国家、甚至美国在这方面合作。让这些资金在全世界流动，以深圳的名义出现，不用国家的名义出现。
三、建设质量深圳
我认为今后深圳发展应该是质量深圳，其核心是科学发展，是和谐深圳。什么叫质量深圳？这是需要各委办局和各个区区长共同研究这套指标的。从环境来说，榜样的力量已经不是深圳速度，而是深圳质量。
从发展来说，深圳外贸出口连续18年第一，发明专利连续7年第一，深圳财政增长速度连续20多年保持第一。从人口结构来看，老年人口结构，新加坡67%，深圳4.7%。从经济结构来看，深圳也有发展潜力，深圳提出2015年经济总量基本接近新加坡，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质量深圳应该是全面的从吃、住、行、医、教育、养老等各个方面，在全国做出示范。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在汽车、手机方面，我们已经跟新加坡并驾齐驱了。医生数量来看，1万人中间，新加坡有17个医生，而深圳有执照的医生，一万人中间有16.4个人，从数量来看，我们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就需要工作做细。我查了另外一个指标，深圳的大医院是人满为患，深圳的社会健康中心一年的接诊量占总接诊量的36%，就是说医疗人数差不多，但是接诊量只占总接诊量的36%，新加坡的社区健康中心接诊量达到80%多，从现象看，我们跟人家差不多，但是从结构看，我们差很多，所以从这一条看，我们怎么完善我们的衣、食、住、行、教育、健康，这是我们需要把工作做细的地方。
深圳政府需要做的是把全国各个地方做得好的方面用一个简洁的口号叫出来，就是质量深圳，今天特区特在哪里？就是质量深圳。质量深圳是什么？就是全面实现党中央提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而不要再讲GDP。前面讲的改革、创新、GDP、速度等等都是手段，我们执政为民，最后是为了造一个民生幸福的城市。所以，在全国应该形成这样的环境，讲科学发展看深圳，讲和谐城市看深圳，讲民生幸福看深圳，这是深圳特区新的历史阶段的特点。
许善达：人民币国际化与深圳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要压缩出口，我们30年来的出口还是要继续抓，但是现在的出口和以前的出口有一些变化，我们的政策也要有一些变化。我们以前的出口主要是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的低价格，形成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出口成效很大，增加了很多国民财富，增加了很多就业，这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发展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力价格也不断地上涨，土地的价格，资源环境的成本，包括国内资源的价格都在上涨。因此，我们出口的结构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也就是说出口的结构也要调整。就像当年我们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给我们的这些低端产品一样，将来我们这些低端产品一定也会转移出去。
如果我们这些产品转移出去，我们还要强调扩大出口，手段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结合当前我们国家新的优势。新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资金优势。这个资金的优势是我们30年换来的，30年以前我们人民币也不够，外汇也没有。说人民币没有，就是政府也很穷。80年代初期，政府非常穷，老百姓也很穷，企业也很穷，都没有钱。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政府的收入也有相当的规模，企业利润也有相当的规模，居民的财富也增加了很多，所以现在国家处在资金相对过剩的时期，不是说供应过少，而是过多，外汇过多，人民币也过多。
按照我们的法律，商业银行贷款最高的限额是75%，也就是说你存款100块钱，可以贷75块钱，发达国家可以贷100块钱，我们国家的法律比发达国家管得要严。但尽管是75%的低标准，我们现在几个大的商业银行离这个标准还差得远，比如说工商银行只有60%贷款，还有15%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贷的钱，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里，这15%是多少钱呢？存款有12万亿，15%有差不多1.5—1.8万亿人民币资金，我们现在不停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把它放在央行，这是资金使用效率最低的办法。
我们现在人民币也多，外汇也多，这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出口要利用这个资源，要看到现在市场上新的形势，发达国家的资金没有过去那么充裕。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以资金的出口带动产能的出口，这是我们扩大出口的新优势。大家看到我们和安哥拉、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的项目，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把钱要贷给对方，然后对方用我们的钱去开发他的资源，把他的资源组合起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财富，然后他用他开发的资源来偿还我们的资金。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开始了，我曾经提出过，这有点像二战以后的美国马歇尔计划，美国当时是产能过剩，搞了马歇尔计划之后，他把他的外汇资金代替产能到偶然出口，促进了欧洲的出口还不说，那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我们现在的国情来看，非常类似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出口还是要大力抓，不能放弃出口这样一个重要战略，但是这种出口有别于我们过去靠低价劳动力、低价土地、低价资源、低价环保成本来发展，这是很大的调整。
今后20年—30年，这种新的出口模式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有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引出一个问题，资金出口一定会涉及以外汇和人民币怎么走向世界的问题，外汇走向世界很容易，人民币走向世界就比较难，这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下一步中国开放政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我们开放政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怎么样使我们的人民币变成国际化货币。
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理由，从积极的方面说，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他们有潜在的资源，可以变成潜在的购买力，但是他没有现实的购买力，你现在把机器设备、项目建设能力卖给他，他是没有钱的，但是如果你把钱借给他，他把你的机器买回去，把他的资源开发出来，他就可以有新的财富，既偿还你的资金，同时还对他自己的国民创造财富。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已经有人预测，美国、欧洲、日本在全世界经济的比重在多少年后会降到50%以下，现在他们还是在50%以上。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自身相互之间资源配置能力增强了，不一定说只有依赖美国、欧洲、日本才能发展，这是一个世界经济形势特别重要的新的格局。
中国在这个新格局里，我们的资金优势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怎么样用好这个资源，能够把我们的资源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潜在的资源组合起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我们和他们来分享这个财富，这个可能是未来20年—30年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点，或者主要的财富创造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完全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推动我们的外汇走出去，推动我们的人民币走出去。
从消极方面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这样做有很大的损害，其实世界贸易都是商品的交易，过去欧洲国家从南美掠夺了白银，然后到我们国家购买丝绸、茶叶等等很多东西，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商品出口量很大，中国得到了很多的白银，国库里白银非常的充盈，但是他们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没有那么多白银了，从南美洲获取的白银不足以支撑他们想换取中国财富的量。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于是他们拿鸦片来与中国交换。他把鸦片卖给中国换得白银，可是他又不要白银，于是他又拿白银买了中国的商品再运回欧洲。这也是一种交易，你要把这个中间过程抽象掉，它就是用鸦片来换取我们的实际财富。到了20世纪末期，这个格局改变了，他不能再卖鸦片给中国了，他拿纸币来跟你交换，他卖给你纸币，卖给你衍生的产品。他不用他的财富，美国人的黄金储备有8000吨，他一吨也不卖。美国的石油储备，他不开发，他要开发出来卖给中国的话，贸易就平衡了，但是他不开发，他也不用黄金储备来交换中国的产品，他就印纸币给中国，拿纸币来买中国的产品，等于是中国获取了大量的美元纸币以及衍生产品。
但是美国人最终要拿货物来跟中国交换，那就是让纸币贬值和让衍生产品泡沫破裂，他用这种办法来减少债务。所以我们外汇储备越多，我们受到的损失越大。现在实际上就有点绑架中国的意思，你拿了这么多美国的国债，你如果抛了，国债价格就会下降，下降之后中国就会吃亏。
前几年日本和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警告，说我们要很小心，日本的外汇储备和中国差不多，谁要是再继续增加的话，谁就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损失。遗憾的是这个警告没有奏效，现在日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日本人接受了这个警告，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2.6万亿，很快就要达到3万亿。所以从消极的方面说，我们也必须调整我们的外汇储备。
首先是从金融市场来看，我们不能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现在很清楚，我就印钞票，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金融资产的比重，同时把金融资产转化成实物资产。我们用美元购买矿产的股份，投资到其他国家，跟他们合作项目，把我们的金融资产转化成实物资产，减少我们的损失。现在想不损失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算帐，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么多年，人民币相对美元之间的比价变化，究竟我们的外汇储备损失了多少，没有人算过，但是至少这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这一次就可以算出我们的损失有多么大。所以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资金，在全世界和其他国家的资源配置起来，把我们过剩的产能带到境外去，我们能够更多的创造财富，我们跟有关的国家来分享这个财富。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我们要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才能减少我们现在的损失。
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多的建议，有很多的途径，一个很多人议论到的途径，就是通过港币的途径，因为港币就是国际化的过滤。香港作为中国商品通向世界的桥梁，支撑香港经济繁荣了好几十年。如果港币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梁，还能够支撑香港繁荣至少30年，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不会下降。
当然，这里有很多的调整要做，比如说现在在香港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学者都开始建议港币要从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改成联系人民币。当然，这不是一天就能改得过来的，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方向应该改成联系人民币。如果完成了港币联系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相当于港币就是国际化的人民币，或者是人民币的国际版。我们现在人民币和很多国家的货币都有货币互换协议，如果联系汇率固定了，我们跟港币之间有一个互换的协议，那就相当于人民币走出去了。
现在很多企业家、学者都提出这个设想，当然还在论证过程中。深圳在很多制度改革上走在全国的前面，包括中央授予深圳立法权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很多制度的决定上，深圳有很多的独立性，所以改革这个领域，深圳有它特殊的优势。而开放的优势，最大的是面向香港。原来是商品面向香港。现在要考虑，港币的功能如果调整了，香港的金融会有很大的发展，深圳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做好充分准备的话，也会使深圳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就能够提供大量的金融服务，在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的情况下，在港币作为人民币的桥梁，帮助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大的战略情况下，香港和深圳的金融业务、金融服务会有很大的增长。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契机。
所以特别建议希望深圳能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要能够未雨绸缪，能够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准备，来推动这样一个战略的前景能够实现。这样，深圳在新的发展时期里一定会是一个特殊的增长点，这种增长点是其他地方所不可能具有的。因此特别希望深圳能够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聂新平：构建区域发展格局，放大经济特区功能
一、城市群已然成为当前经济竞争合作的基本单元
发展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手段。首先城市群是高度集聚的空间形态，通过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优化效应等内在因素拉动自身的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关联效应、辐射效应、网络结构效应等拉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实现规模经济的社会分工与协作，城市群是当前全球经济竞争合作的基本单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支配作用，全球五大城市群控制了全球资源的定价和分配就是证明。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没有一个城市群进入世界五大城市群。国家已经密集出台了一批区域性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城市群对于城市化人口的吸纳能力更强，资源利用和组织效率更高，有更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以高密度、紧凑型的城市群的发展，才能吸纳人口资源，退出一部分不适合发展区域，突出主体功能，避免国土过度开发，缩小发展差距。日本沿岸城市群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容纳了全国人口161%，产生了全国经济总量的80%。日本国土面积比我们小，经济总量却差不多，而且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地区，总体环境保持较高的质量。我国长三角的面积是其三倍，人口占全国的6.3%，经济只占全国17.8%。大珠三角面积超过其一半。人口占全国的4%，经济占全国的14.3%，我们的集约度远远不够，中国必须发展城市群，才能加快发展。
珠三角城市群在我国城市群里面积最小，人口规模也比较小，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和人地间单位的GDP排首位。珠三角城市群还有很大的功能提升空间，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即单一的省级行政区，3个经济特区，紧邻两个特别行政区，它是发散式、多中心、独特的城市群格局，创新活跃，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深，但普遍受到空间容量制约，具有整合提升的内在动力，整合力度近年不断加大。
二、中心城市对于城市群的形成至关重要
中心城市凭借强大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在区域社会生活和生产力布局的中处于枢纽地位，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存在，对于区域内外连接具有重要意义。世界级都市圈都有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城市，深圳还不是，香港被制度屏蔽，交易成本比较高。
现在珠三角改革纲要明确广州和深圳的中心城市的地位，同时进一步明确以深圳为核心，以东莞、惠州为节点的珠江东岸的分区要求，这就提出一个深圳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问题。深圳中心城市的地位既是中央赋予的，也是发展中形成的。特区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90年代开始，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促进了东莞的快速发展，也打通了珠三角的功能轴，实现了特区的产业升级，这使特区第一次有了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一般来说，城市化的前期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导致了大城市的出现。到城市化的后期，由于经济生产要素开始向周边转移，扩散效应成为城市化主导动力。今后还要强化对周边的扩散效应，发展外向型经济。
三、扩大空间范围，共同推进东岸都市圈形成
特区未来要办得更好，要扩大功能，必须要在更大尺度的空间范围内谋划发展，做大规划，实现特区一体化、深港经济一体化和深莞惠一体化的有机互动，推动形成珠江东岸都市圈。这对于特区办得更好，在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极为重要，对于特区未来得发展生死攸关，要像重视深港合作一样重视深莞惠合作，要以深港合作的诚意和力度推进东岸城市圈的形成。要联通香港，服务莞惠，利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打通制度屏障，让香港这个世界级城市发挥作用，促进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要转变观念，加快原特区外发展。这些地区对深圳而言是偏远，从莞惠看，它位于中心。
四、都市圈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城市群空间演进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是独立的城市阶段，第二是单一是强中心城市阶段，第三是全国中心城市与边缘次级新城市共存阶段，第四是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形成阶段。现在深莞惠城市群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是在一体化加速的阶段。明确提出在珠江东岸都市圈的目标定位，从发展规划的衔接和交通对接来看，实现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形成交通网络发达、功能布局合理、边缘性基本消失，相互依存有机互动的城市综合体，实现增长潜力最大化和区域差异最小化。联合打造东岸都市圈，到2025年超越东京都市圈，成为亚洲地区资源配置的重要中心，推动大珠三角进入世界五大都市圈行列。目前设计出的一体化路线图的具体内容是：近期以规划、交通、信息一体化为先导，基本实现通勤便利化和交通一体化。中期是战略次中心得到开发，边缘区纳入区内循环，基本实现经济一体化，成为中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地区。到远期是三地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全面对接，逐步形成经济一体、社会协调、生态共保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包括香港在内的东岸都市圈基本建成，并超越东京都市圈。这里定了几个目标，一个是狭义的深莞惠三个地方，到2025年超越旧金山湾区城市群。第二个层次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东岸都市圈到2025年超越狭义的东京都市圈，第三个层次就是大珠三角城市圈进入世界五大城市圈行列。
五、区域合作势不可挡
区域合作的三种动力——一种是政治驱动，第二是市场驱动，第三是民意驱动。政治驱动的力度比较强，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各种资源，但是持续性差，被动性合作，容易忽冷忽热，需要自上而下的持续关注。市场驱动性力度居中，持续性好，效果较好，但是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第三是民意驱动，见效慢，但效果好。从深港合作中，深圳从上到下，从官方民间都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三种动力共同作用，因此深圳应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愿意付出更多来推进合作。未来要深化对东岸都市圈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以更积极、更进取、更大度的姿态，更着眼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来推动东岸都市圈形成。
另外区域合作的阻力或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三地对一体化的认识差异比较大。二是行政区阻碍经济要素高效流动，比如说断头路上百条，地铁、快速路的衔接预留实施方案进展缓慢，发展内部开花，边界成洼地。三个是管理体制的差异影响三地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融合。特区现在是一体化，但是特区的法规和莞惠存在很大的差异，三地要联合把金融分割、公共服务的对接等问题解决。四是现有合作机制难以满足三地一体化需要。这里面存在有议无决策，有单项无系统，有分歧无协调，有机构无专人。所以区域合作往往是忽冷忽热。
六、要使消极一体化转向积极一体化
这里有4个阶段，第一是通过三地的规划衔接，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连接，最大限度地提供便利，降低交易成本，消除行政壁垒，促进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第二是产业深度分工和服务业的合作，促进产业链横向整合和垂直整合，推进边界地区开发，加快高端资源聚集，提升中心城市功能。第三是通过环境生态合作和公共服务一体化，逐步形成区域发展综合体，实现增长潜力最大化和区域差异最小化。第四是以都市圈为单位，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争取资源配置话语权。
七、八条具体措施
一是推进规划衔接，构建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以深港为核，统筹三轴三带一环多节点的东岸都市圈空间结构，联合编制区域规划，促进三地规划的无缝连接。
二是推进基础设施的对接，拓展活动空间。加快轨道交通的连接，3到5年打通所有对接道路，实现交通畅通无阻，推动区域公交一体化，大力降低三地通勤成本。
三是推进智慧东岸建设，拓展虚拟空间，这是网络方面的。
四是推进三地产业深度整合，拓展产业空间。这是三地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在这个基础上最后形成三个轴：第一个是西部香港、深圳、东莞、广州的功能服务轴，这一块聚集了三个机场，两条高速公路，还有轨道交通，还有重要的战略发展地区，这一条也是和大珠三角的主轴重合的。第二是连接深圳的高新区、大学城、光明新区、东莞的松山湖，这是一条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产业带。第三个是往东部地区延伸，这里包括石化、汽车、新能源、生物等大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轴。
五是推进中心城市的功能提升，拓展服务空间，突破区域分割，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和竞争力，发挥前海片区作用，将香港服务业导入东岸都市圈，统筹区域机场、港口等战略资源，优化区域服务功能，提升文化认同感，增强区域认同感。
六是推进环境生态合作，拓展生态空间。
七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拓展社会空间，建议优先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考虑落差大的项目和增量项目。
八是联合参与地区间竞争合作，拓展合作空间。
政策建议：明确东岸都市圈概念，从国家层面持续关注、指导和支持东岸都市圈发展。加强对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关注前海的发展。支持东岸都市圈跨区域治理的探索。支持深中通道，并加快建设。
海闻：深圳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与教育改革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前30年我们有很多东西跑到别人前面，是因为有很多别人没做的我们做了；30年过去了，深圳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走在别的城市前面？我想至少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卫生。中国到目前为止最没有改革的就是教育和卫生；问题最大的是看病难、上学难。当然不是普通的上学，是上好的学校。我们现在整个教育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我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未来国际上的竞争就是教育。30年过去了，深圳仍然有可以走在全国各个城市前面的就是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改革。 我今天主要谈教育。
对深圳的教育问题，我想谈三个方面。第一是为什么要跨越式发展，第二是我们到底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三是深圳的高等教育改革。
一、为什么要跨越式发展
一是深圳继续发展的需要。早年人才来到这里是体制的差异。早年很多人来到深圳，是因为深圳有创业的机会，包括人事制度等等很多方面。现在全国都已经改革开放了，体制上深圳的优势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对人才的吸引力在减弱。从长远来看，大多数的学生选择就业是在母校所在地。你到北京上学，你可能就在北京就业；你在上海上学，你可能就在上海就业。因为母校在那儿，资源在那儿，他对这个城市也比较熟悉。现在你让他无缘无故到深圳来，他如果从来没有到过深圳，他是不愿意来的。他宁可在北京当蚁族，也不愿意到深圳来。所以说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一定要跟周围的高等教育配套，光靠外面吸引是不行的。
二是创新和转型的需要。深圳不能仅仅维持现状。转型是怎么转呢？就是从原来的制造业转成服务业为主，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服务业占到80%，深圳也要这样发展，从制造业慢慢的向服务业发展。这样，需要的人才跟制造业是不一样的。制造业的时候需要的高学位的人才不多，可是产业发展到服务业为主的时候，需要大批的高素质人才。所以必须要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更多的人才，尤其是现在要讲创新型和国际化。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不是一般的技术学院毕业的，或者是有点技术的人就能满足需求的。
三是深圳的高等教育过于落后。北京1700多万人，有178所高等院校，有在校生66万多。深圳有800多万常住人口，在读的大学生只有6.7万，这个悬殊相当大。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北京有10万本科生，而我们深圳在校的大学生一共还不到10万。而且北京的GDP和深圳是差不多的。这样来看，我们深圳就太落后了，所以我们提出要跨越式发展。
二、深圳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
首先它不仅仅是一两所大学，它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分层次的体系。美国的加州是深圳可以参照的一个模式。我在加州读过书，然后在加州的一些院校也教过书。为什么拿深圳跟加州比呢？加州早年就跟深圳差不多，美国人是瞧不起的，说他们是暴发户，没有教育。深圳在中国人的眼里也是这样的，深圳人很浮躁，没有教育。但这只是过去。只要你重视了，你的教育马上就会突飞猛进。如今，加州的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是美国最好的，它的公立教育系统就是分层次的系统：它顶上是很有名的大学，完全是研究型的。第二个层次是加州州立大学，它有20个校区，主要是培养白领为主，而且层次非常清楚。加州州立大学就不允许有博士，就到硕士为止。不像我们现在很多学校都分博士点。第三类是社区大学，有将近100个校区，遍布整个加州。这些学员是两年制的，主要是蓝领。所谓的蓝领，也是需要高文化的，不是说你去打工就不需要高等教育。它的层次是非常清楚的。我想我们现在要规划深圳的十年、二十年的高等教育的蓝图，就要有这样的意识。这里面要包括两三所研究型的大学。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要做研究型，起码还要五六所以培养技术工人或者是白领为主的学校。同时还要培养普及的高等教育。我们也可以考虑五六所大专性质的学校，我们不一定都叫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就可以叫学院。这样的话，让多数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们不一定像北京有170多所大学，我们有10多所大学，也可以有十几万大学生。
第二点是要有多种形式，我们不要光把教育集中在公立上，这是我们教育改革的突破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的，尤其是好学校。我们现在的私立大学是完全被压抑的，它最多只能招三本。这就变成私立学校起不来。一方面公立学校通过高考解决公平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不一定要用高考的办法来上大学。所以我认为深圳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一定完全局限于公立学校，我们可以开一些私立的高等学校，而且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的私立学校。我们不妨在未来20年里，在深圳搞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
第三点是分布要合理，我们不一定要集中在某个地区，尤其是普及的教育。我们可以分布到很多地方，另外也不一定放到深圳主城区，也可以放到深圳郊区，把它放到深圳和东莞周边，两边都可以享受也可以，不一定都到深圳办。但是研究型的大学要相对集中，因为这会有利于交流。
三、深圳的高等教育如何改革
我们的发展不是复制现有的中国高等教育。很多教育方面到改革在好的大学里很难进行。为什么深圳现在反而可以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个新的学校，像南方科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我觉得改革要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我们不能把学校当政府看待。我们现在讲“去行政化”。什么叫去行政化？很多人讨论是说高校有行政级别。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现在政府管得很细。二是高等教育的行政系统必须为教学科研服务。而目前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社会化的，现在发现不行了，交给社会出了问题以后又交给了学校，但是又不能让学校的编制跟政府一样。我们现在的高校不能做到一个教师一个编制，就是你来这个学校了，哪怕你是人才，我们都有一个考核标准。另外我们的行政系统，如果都拿着铁饭碗，很难保证它有效。不能把我们的行政系统当公务员对待。高校到行政系统就是一个服务系统，哪怕你是教育科研处、教务处的处长，都不应该进入编制。
还有科研的改革，科研的钱不应该是学校给的，科研的钱要申请，申请政府、企业的项目，还有国家的大量的研究经费。但是一旦科研转换以后，他的成果转换跟他的收益应该挂钩。还有我们的财务改革。有一些东西可能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了，比如说学籍改革，我们能不能放宽入学的门槛，但是把住出口，让更多的人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是学生培养模式要改变。现在本科生的教育到了必须改革的状况。我认为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并不需要把重点全部放在招生上。但是在高考制度改革之前，必须要有其他的模式出来，比方说让不能通过高考上学的人找到一个出路。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教育损害非常厉害，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围绕着高考的。在高考改革出台之前，一定要改革我们的培养模式。我这里提出两种方式。第一是通才教育。现在已经到了单一的专业不能满足需求的时代。现在我们的专业分工特别细，专业之间互相很难打通。现在有些高校在实验，我想我们深圳要做的话，凡是新建的学校一定要搞通识教育。第二是自由选专业。目前70%的人对他所选的专业不满，我们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在学生中实现自由选专业。
三是办校模式。美国的高等院校很大一笔钱来自企业。美国没有国立大学，全部是州立大学。公立学校全是地方的。美国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将近50%用于教育，我们的比例差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第一，政府要进一步地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支持。第二，我们都在深圳，2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我觉得需要整个社会关注高等教育。希望再过20年，深圳不仅有制造业的质量，而且在高等教育方面也能有深圳质量，并且办出知名的高等院校。北大在深圳，也将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做出努力。
吴晓灵（书面发言）：编制民生指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对深圳“十二五”发展的建议[1]
改善民生应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对此，党和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让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
政府在促进发展中充当重要作用，各级地方政府是促进发展的规划者、实施者和协调者。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问题，许多省、市都在编制幸福指数或民生指数，评价区域内民生工作的开展和改善情况。比较典型的是浙江省，2010年9月浙江省发布了《2009年度浙江省民生指数和民生评价报告》，对各地市的民生工作作出评价，以此促进政府围绕民生问题改进工作。从目前已公布的关于民生评价工作的探索来看，其共同特点是主客观指标相结合。
全国人大财经委也意识到建立对地方政府民生工作评价体系的重要性，于2009年11月组成福祉指数（后改为民生指数）课题组，并于2010年4月纳入人大常委会“十二五”规划编制若干重大问题专题调研工作的总体安排。课题组于2010年4月在北京、银川等12个城市开展主观问卷调查，采集样本4800份，在汇总了主观指标后将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合成，试编出12个省（市）的民生指数。该课题报告于2010年8月提交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
一、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生指数前期编制工作的基本情况及启示
（一）指标体系
课题组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按政府应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想法设计了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四类一级指标，涉及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每一项一级指标均有若干项二级指标，共有11项二级指标（图1）。每一项二级指标下有若干三级指标，共计44项三级指标，其中客观指标30项，主观指标14项。
图1 民生指数（初期）指标体系
（二）试编结果表明人民的福祉与GDP 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
从试编结果来看，整体上东部地区的民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省份相对落后。然而，人均GDP仅能部分地反映地区民生发展水平，人均GDP水平高的地区，民生发展水平并不一定高。试编的12个省（市）中，吉林、重庆和宁夏三个地区的民生指数排名相对人均GDP排名靠前两名；天津、内蒙古和陕西三省民生指数排名相对人均GDP排名靠后两到三名。内蒙古的人均GDP水平是宁夏的1.8倍，但是宁夏的民生指数高于内蒙古。广东省的人均GDP水平是重庆的两倍多，但是广东省的民生指数水平仅略高于重庆。这主要是因为居民的主观评价对民生指数的贡献率不一样，有关民生的其他工作情况不不一样。
（三）各省（市）一级指标的偏离值是各地政府改进工作的方向。
通过比较各省（市）四个一级指标对12个试编省（市）的四个一级指标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能够深入理解一个地区的民生指数水平（图2）。如果某地区某一项一级指标大于零，说明该省在该项一级指标好于12个地区的平均值；反之则说明该省在该项一级指标差于12个地区的平均值，存在着改进空间。
图2 一类指标相对于平均值的离差
比如北京整体民生指数位列十二个省市第二，但其生态环境指标却在全国平均值之下，这与居民的感受是一致的，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深圳应成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先行者
自2010年8月起，全国人大财经委课题组在前期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指标体系，正在按2009年数据将民生指数的试编扩展到全国各省（市）。课题组希望在中央层面编全国各省（市）民生指数，各省（市）结合地方特色编制辖区内各地市的民生指数。广东省提出了“幸福广东”的目标，我们希望广东能参照全国民生指数的框架结合广东的特色编制广东各地市的指数。
（一）新的民生指数框架
为完善指标体系，课题组于2010年8月中旬在24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表1），以期挑选出那些影响老百姓幸福状态的指标，并将其纳入指标体系。幸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幸福有不同的感受，政府难以改变居民的感受，但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居民的幸福创造条件，因而我们修改指标体系时参考了问卷的结果。
表1 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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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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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调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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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或主要亲属的关系（例如是否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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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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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状况（例如长期患病、亚健康或精神焦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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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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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受教育情况（包括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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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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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安全（食品安全、出行安全、社会治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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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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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就医难度、医疗服务价格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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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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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水平与各种家庭支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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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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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环境治理（例如空气质量、城市污水处理、职业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同事关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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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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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他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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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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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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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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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状况（包括居住面积、便利程度及居住地周边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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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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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素（工作安全、工作压力、职业稳定性、职业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同事关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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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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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水平（包括日用品及服务，不包括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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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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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政府对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维修（例如供水、供电、供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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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交通状况（公共交通的便利性、道路状况、交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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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司法机关司法裁决的透明度、公正性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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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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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社会应酬的频率与支出、能否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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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度、效率与公平（包括各执法部门及其它各类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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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参与程度（意见表达、社会活动参与、基层选举、对公权力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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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指标体系过程中，课题组还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十二五”建议，“十二五”建议稿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课题组把相应的要求体现到完善后的指标体系中去，以期更好地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在民生工作方面的部署，更好地体现指标体系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民生改进工作的初衷。新指标框架参见图3。
图3 新的民生指数框架
在三级指标的选取上，课题组主要按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政府保障民生基本为原则进行了选择。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许多三级指标的选择并不如人意，我们列举了部分问题，希望深圳能有新的突破与探索。
1.在农民工不能有效解决户籍问题时，调查失业率是否比登记失业率更能反映就业的现状？
2.按照保基本的原则，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责任是建保障房，用住房保证率可能更好，比如保障房户数/应保障的户数，广东省或深圳是否能建立这样的指标体系？
3.食品药品是关系居民饮食安全的主要方面，但由于部门职责分割难以拿到数据，只能用质检总局的商品抽验合格率。广东省或深圳能否探索建立食品药品抽验合格率指标？
4.社会保障的指标设计目前还在考核覆盖率，今后会向促进保障水平提高方向发展，可探索反映保障水平的统计指标。
5.深圳是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所有的民生工作不能仅面向户籍居民，怎样把常住人口的统计包括在内是政府工作的一大挑战，在各项指标中怎样更好地体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