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年代，中原望族迁徙进入徽州的道路十分艰难。
就陆路而言，“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
崇山峻岭的包围，造成了徽州自成一体、与世隔断的局面。在万山环绕中奔流而出的新安江，因此就成了通往江浙沿海的黄金水道。
山高水迅，石险浪激，在古老的新安江边上，至今还留有许多水码头，比如渔亭，比如万安，比如渔梁等等，这些都是明清年间徽商出没次数最多的村落或码头。
渔梁位于歙县古城之南，是古徽州著名的滚石坝，处练江下游。渔梁因其近城近水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商埠码头为主形成了沿江顺水的渔梁街。渔梁街蜿蜒弯曲，街面铺以鹅卵石，俗称“鱼鳞街”，以木板房为主的房屋分布于街道两侧，商店字号、招牌遗迹现在依然依稀可辨。旧时渔梁“梁上水过，有如平崖瀑布”，船只航行不能通过，上下游互运的商品货物，必须在渔梁运转才能达到目的地。坝下的龙船坞，徽商鼎盛时期曾停靠300余艘船只，樯桅如林，商贾如云，可谓盛极一时。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徽州商人自己创作的《路程歌》，描绘的就是商人从渔梁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线图。在历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从这里别离家乡，一次次地在这里弃舟登岸，衣锦还乡。
从徽州商帮形成之日始，盐业、典当业、茶叶、木材等就是徽州商人热衷于经营的四大行业。其中，居“龙头”地位者，当首推盐业。就歙县而言，“歙之巨业，盐商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茶叶是盐业之外的第二大经营行业；而婺源尤其注重木业，休宁商人则多从事典当业。
徽州人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东去便进入了浙江；向东北则达江苏；北上则奔波于长江沿岸；西向则去了江西……
在现代交通没有形成之前，河流不仅是古代经济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尤其是南宋偏安杭州以后，“直把杭州作汴州”，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徽州地处江南，山区盛产杉木，每当冬季来临，徽商便组织徽民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新安江运至杭州，然后转销各地，或由青弋江流入长江，至芜湖、南京等地，或由阊江流入鄱阳湖，进入江西境内。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钱塘江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新安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徽商通过对木材等物资的异地贩运，实现了不等价交换，成功地获取了商业利润，这种长途商业贩运的形式，时人称之为“走贩”。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贩运商业在当时已经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
此外，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业手段。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就讲述过徽州商人利用“囤积”获取商业利润的故事。
明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正德年间，徽人程宰远赴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而穷困潦倒。就在程宰灰心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与程宰春风一度。第二天，程宰容光焕发，时来运转。其实，这位神秘女子并非普通人，她是海神，辽阳海神。从此，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正德十四年夏，有人贩药至辽阳，在其他药材脱手后，仅剩黄柏、大黄各千余斤无人收购，竟欲弃之而去。程宰便用自己的10余两银子，将二药全部买下。数日后，辽阳疫苈流行，急需黄柏、大黄治病。二药供不应求，价格猛涨。程宰急将二药抛售出去，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又有荆州商人贩运彩缎入辽，不幸彩缎在途中受潮，发霉生斑，难以销售。程宰遂以纹银500两乘贱购得彩缎400疋，一个多月后，宸濠在江西起兵造反，朝廷急调辽兵平叛。出征的队伍急需赶制军服旗帜，以便及时开拔，一时间，帛价大涨。程宰所囤积的彩缎竟获3倍之价。次年秋，有苏州商人贩布入辽，其布大部分已经脱手，仅余粗布6000疋无人问津，便以低价卖给程宰。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驾崩”，天下官民皆需服丧，粗布遂成紧俏商品。程宰用银千两买得的粗布，一下子就卖得纹银四千余两。他就如此这般地翻来覆去，竟然在短短的四五年内，由一个本钱不过10余两银子的小商人一跃而为腰缠数万的大富商。
虽为传奇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徽商利用囤积而牟利的事例并不罕见。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城区又开了另一家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资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胡适的先祖在上海经营的是茶叶，而且主要是家乡绩溪的名茶“金山时雨”。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歙州茶，且素质好。”
歙州是徽州的前身，是唐武德四年（621年）由原来的新安郡改名而来。陆羽是否到过歙州我们不知道，但他与歙州人有交往却是事实。“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一首优美的诗歌是徽州祁门人张志和所作，张志和就是陆羽的挚友。张志和祖居祁门西乡润田，史料记载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人，张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妇，名曰渔童和樵青。人问其故，他答道：“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后人以其“竹里煎茶”为茶坛佳话。
祁门茶由来已久，其西部旧属浮梁地。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说的也是祁门的茶事。
因为茶圣陆羽，因为张志和的“竹里煎茶”，更因为白居易的“浮梁买茶”，儒雅的徽州商人便让徽州茶香飘四海了。
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
徽州歙县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明清时期的苏州繁华地带山塘街，有一条街巷，名叫“杨安浜”，杨安浜里聚集了大大小小数十家茶叶厂，规模10人至20人不等，经营者全是徽州商人。至今苏州著名茶叶店“春蕾茶庄”，其前身名叫“汪瑞裕茶庄”，汪瑞裕就来自安徽歙县。
而北京前门著名的“森泰茶庄”，其创始人为安徽歙县杞梓里人王子树。王子树当年怀揣4块银元，从家乡杞梓里步行一个多月来到京城，投靠同乡，居住在北京歙县会馆。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勤奋，王子树积累了一点资金，他有了自己独立的想法，并得到老板的支持。这个时候，王子树在歙县会馆结识了老乡王茂荫，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在王茂荫的帮助下，王子树在前门创建了日后闻名京城的“森泰茶庄”，并发展了福泰、利泰等分店。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徽州商人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于嘉庆二十二年下令，禁止“出洋贩运”。
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就已经通过海上运输来贩运商品了。规模最大的要数歙县许氏兄弟、汪直和徐海。嘉靖初年，徽州歙县人许栋“距宁波之双屿为主”，嘉靖中后期“推汪直为最雄，徐海次之”。
在明代禁海政策下，许氏兄弟、汪直，还有徐海，他们通过海上武装，走私贸易，将中国的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生丝、茶叶，还有景德镇的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最早在江浙东南沿海地带从事走私贸易的歙县人有许辰江、许本善等人，至嘉靖十九年，歙县许村许氏四兄弟中间的老二许栋和老三许楠海上通商到了大宜，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北大年，以及满刺加，即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稍后，老大许松和老四许梓接踵而至。许氏海商集团的活动区域以东南沿海为主，他们控制了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贸易，当时明朝廷曾经称许氏海商集团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而汪直，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嘉靖十九年，汪直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许栋的帮助，并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在许氏集团遭镇压之后，汪直纠残余势力组建新的海商集团，以舟山烈港为贸易基地。嘉靖三十年，汪直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海商陈思盼之后，完全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并壮大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鼎盛时期拥有20余万人以及载重量达120万吨以上的巨舰百余艘。
无论是许氏兄弟，还是汪直集团，在与明朝廷的对抗中，他们海上贸易的性质已经不同于经营于其他领域的徽州商人了。武装走私，使得他们的贸易行为中既有“商”的成分，又有了“盗”的性质。亦商亦盗，这是徽州商人海上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时代决定的。
徽州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两淮是全国的盐业中心，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万历《歙志》在概括徽人商业活动的情形时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筴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
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政府为疏销积引，推行纲法，直到清道光十年（1830年）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鼎盛时期，徽州盐商的实力几与清朝国库实力相当。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筴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这是旧时流传在徽州的一首《看罗纹》的民谣，其中的“开当铺”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徽商经营当铺，以休宁人最为著名。休宁商人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休宁商人。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清末上海有69户典当，徽商所开者达30户。典当铺与衣庄联号经营，典当期满不赎的衣物交衣庄标价出售，则系徽商首创，为清末沪上衣业特有景色之一。有诗人以竹枝词之形式咏述道：“几家当满旧衣裳，积存如山发售忙。粗细皮棉单与夹，分析价目任品量。”徽商所经营的典当，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较完整的成规，对典当物品的鉴别力较高。典当以大型为多，雇佣职工一般在20人左右，大多为同乡人，内部分工明确，管理井井有条。
过去称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为“朝奉先生”，与“绍兴师爷”一样，“徽州朝奉”是全国闻名的专有职业。名声响了，大家见到了徽州商人，甚至徽州的士绅，就一起把他们称为“徽州朝奉”了。江南人则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而在江南人的发音中，“老大”与“骆驼”同音。因此徽州人也就有了“徽骆驼”的绰号。
也就是这些“徽骆驼”，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艺人为此编了一曲《描金凤》，说的就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
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轿了，大家都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这是胡适先生说的一段话。当时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坏了，绳断了，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索，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显然，徽州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场。
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乡人，胡适把他们称作“徽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