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
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胡适先生说这番话是有根据的，他的祖上在上海川沙经营“万和”茶庄，当时就有了“先有胡万和，再有川沙县”这么一说，这与“无徽不成镇”异曲同工。
“无徽不成镇”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没有明确的考证，只是在民国《歙县志》里说：“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既然是“向有”，流传时间应该很长了。
南京高淳县城里有一条老街，号称“金陵第一街”。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路过此地曾留下《高淳道中》抒情诗篇。老街历史悠久，而它的繁荣则得益于徽州商人的崛起。高淳距离徽州不远，最初的时候，徽州商人顺流而下，他们带着黄山山货，将商船、竹筏、木排等停靠在官溪河岸交易。春暖花开的时候，岸柳浓荫，盛夏的夜晚，客船渔火点缀，官溪河岸日渐喧闹。时间久了，河岸建成了街市。一条狭长的街道，大大小小开了170余家铺子。
“药材仁成堂、中街天兴祥、人参魏长庆、老店王元昌、胡家卖药连处方、夏家蚌壳疮药‘一扫光’。”这是流传在街市上的一句顺口溜，由此可见旧日老街的繁华。
如今，置身于老街，那经年已久的店铺，斑驳沧桑的石板路，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光彩犹存的木雕，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徽州商人们一路风尘的岁月。
长江，横贯东西；大运河，纵横南北。徽商沿运河北上从事商品贩运活动，固然可获厚利，但却难免在远离故土的北方遭遇势力强大的山陕商人与之竞争。而从事沿江贸易，则徽商却享有地利之便。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使他们自己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而积累了巨量的商业资本，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灯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丽。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灯火达旦，升平景象，不数笪桥。”
这是清人甘熙记录在《白下琐言》的一段话，描摹的是南京都天会的排场。明清时期，南京上新河一带聚集着大批的徽州木客，即徽州木材商人，徽州木客对于南京社会风俗，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都天会所祀之神为都天神，清代康、乾时期起，徽州“乡俗尚淫祀”，每当酷暑，往往虔奉都天神，“奔走骇汗，烦费无度”。随着徽商的大批麇居南京上新河，都天会也就成了南京的一大景观。
对于木商的“徽州灯”，民国时人夏仁虎的《岁华忆语》也有记载：
“金陵之龙灯，自上灯后，即游街市，分二组：一军营，一木商也。长或十余丈，多至百余节，盘飞舞，各有家法。司其首尾者，皆称健儿，中间搀以高跷、跳狮，或蚌精及各种杂剧。灯所过市，人争燃爆以助兴，大人家或具元宵茶点，开门延之，曰接龙灯。爆竹愈多，舞者兴愈高，彩愈烈。或回旋院庭，或盘绕梁柱，复间歌唱锣鼓，想见升平佳况。”
字里行间，徽州木商的排场的确相当可观。
甘家大院位于南京城南，主人就是甘熙。北京故宫有9999间半，南京甘家大院有99间半，可以算作民间故宫了。甘家大屋的成名，一来因为主人甘熙的藏书，二来是因为房屋的奢华，再者这里是京昆票友雅集的地方，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就在这里收了甘家票友为弟子，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风英也是从这大屋子走向大舞台的。
当我们走进甘家大屋的时候，昆曲票友们正丝丝入扣地演唱，余音缭绕，飞越了甘家高大的马头墙，传统刹那间在这里得到了接续。
像这样的雅集，在南京颇为常见。历史上，南京的戏曲活动相当活跃，这跟徽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明代末年著名的文人侯方域在《马伶传》里记录了明末南京城内发生的兴化、华林两大戏班一场著名的竞技：
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世，人易为乐……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
华林、兴化二班的对台戏固然是由“新安贾”即徽商策划的，而兴化班要找回面子重唱对台戏，也须求得新安商人的支持。在那个年代，徽商领导着文化消费的新潮流。
明代文坛大家王世贞也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领消费新潮流的文字：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
苏州能够引领全国的消费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也是因为有徽商的推波助澜。
在徽州，有一首歌谣名叫《写封信啊上徽州》，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唱的：“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啊上徽州。叫爷不要急，叫娘不用愁，儿在苏州当伙头……”
可见，苏州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苏州，明清时期东南著名商品集散中心，为“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乃商贾通贩要津”，当时“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与西汇之木牌，云委山积”。阊门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还有“吴丝衣天下”之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把阊门、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大量的商人，纷纷携带巨资，聚集到了苏州。这其中，徽商最为活跃。清乾隆十三年的时候，苏州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因遭火灾而倾坏，致使交通受阻，当年就有8家布商捐资修复，而这8家之中就有6家是徽人。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沿着阊门一直向西到大运河边的寒山寺，将近20里的大街，两边商铺林立，是苏州商业的中心。当时整个苏州的格局，东边是手工业区，城西是商业区，在这个商业区里面，来来往往，声音最为洪亮的当属徽州商人。
当时徽商经营的汪益美布号“计一年销布约百万疋”，“增息二十万贯”，以致控制用军服布和边境贸布，一直到输向西方。如1812年东印度公司记载输入二十万疋中，两万疋运去英国，一时苏布名盖四方。汪益美布号，几百年长盛不衰，是江南地区一个最重要的布号。
当年苏州有个说法：“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
苏州两个潘，即“贵潘”潘世恩与“富潘”潘岁可。
潘岁可，人称南石子潘，设有潘万成等九家酱园；潘世恩，人称庙巷潘，设有潘所宜、瑞泰信等十二家酱园，资本雄厚，是苏州著名的富商缙绅。潘所宜生产的豆腐干成为苏州珍品，是苏州家喻户晓的特产。
潘家的酱园现在已经没有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老房子，老房子里的纱帽厅，纱帽厅里的尘埃。
留下的还有，在故土徽州大阜，潘氏后裔所津津乐道的“周漆吴茶潘酱园”。
周家卖漆，吴家贩茶，潘家在苏州开了酱园。大阜的村民骄傲的是，江南各地的潘氏后裔，推其渊源，都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里去。苏州的“贵潘”和“富潘”，他们都是大阜潘氏的后裔。潘世恩是“贵潘”中最著名的一员，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太傅。潘世恩的孙子、曾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是同光朝与帝师翁同龢齐名的文人雅士，家世清华而又风流无羁，诗辞歌赋、碑版书帖，无所不好，无所不藏，且于光绪八年与翁同龢一起，翩然入军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家世，在大阜，当然是值得夸耀的。
大阜潘家是徽州的名门望族，“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风敦”，徽州人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叔带侄，舅舅带外甥。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参与市场竞争，建立起对城镇市集的垄断性经营。沿江一带“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就是在徽州宗族势力的全力支持下形成的。今天，在许多城市还遗存有“安徽会馆”，也许这是徽人建立在异域他乡的祠堂，徽州商人利用会馆来处理徽商内部之间的事务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会馆代表的是徽商的利益，代表徽商直接与官府交涉相关商业事务，并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20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现代学者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说的是人间仙境。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说的是人生至乐。
那么，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
清人黄钧宰认为：“扬州繁华以盐盛。”
早在西汉初年，扬州就开始经销食盐。吴王刘濞曾经“煮海为盐”。当时为了便利运盐，从扬州的茱萸湾，东通海陵仓和如皋蟠溪，开了一条运河，也称邗沟，后来又称运盐河，是古运河上一条最大的支流。唐代，扬州也是淮盐的集散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扬州盐业的鼎盛时期。作为两淮盐业的营运中心，扬州城里盐商云集，水上盐船如梭。这些聚集于扬州的商人，每年将两淮所产的大宗食盐，转运6省行盐地域。这种转运贩卖，是官商结合的垄断贸易，无人与之竞争。因之，以扬州为中心，在“开江”之后，盐船扬帆而去，白银源源而来。明代万历年间，有人估计扬州盐商资本约为3000万两，清代有人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时国库存银数大致相等。这是两淮盐商资本的总数字。当时一句话叫做“盐利甲天下”，清朝的财政收入，很多都是仰仗于盐业。在明代，“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的“中贾”也比比皆是；到了清代，有些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这些巨额资金集中在扬州及其附近地区，这是扬州繁华兴盛的根本条件。
河下老街位于扬州城南，紧邻大运河，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集中居住、交易的一个地区。盐商汪氏住宅，住的是歙县商人汪鲁门。汪鲁门的产业比不上江春那些人，他们是商总，是“盐筴祭酒”，然而汪鲁门的宅子是老街上保留最完整的。
“巴总门”，让我们想起了位于歙县渔梁街道上的“巴慰祖故居”，扬州“巴总门”经营的也是盐业，他的弟弟巴慰祖却是新安篆刻的一个大师。不远处的“引市街”，街名就直观地告诉人们，两淮盐引的交易就在这里。巷子虽小，做的却是统领全国盐业市场的大生意。
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正因为如此，陈去病在《五石脂》一文中才这样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黄氏四元宝在扬州业盐经商的时候，正赶上乾隆南巡。作为与官府联系最为密切的垄断行业，盐商在皇帝南巡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竞相造园，以此来争取得到皇帝的青睐。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
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宵。
处处是兰桡！
虹桥横跨在瘦西湖上，最先是明人架的一座木桥。因为桥的栏杆为红色，所以叫“红桥”。到清代中叶，木桥改建为石桥，如同虹卧于波，便又称“虹桥”。
“虹桥”的修造者是黄履昂，《扬州画舫录》记载：“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筴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
这“四元宝”便是黄履晟、黄履暹、黄履灵、黄履昂四兄弟。
黄氏四元宝之一，黄履暹的“四桥烟雨”，乾隆皇帝游览后赐名为“趣园”。而黄履晟家有“易园”，黄履昂家有“别园”。
道光18年，金安清亲眼目睹了扬州园林的兴盛，他在《水窗春呓》中记录道：“扬州园林之盛，甲于天下。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是重复。”
由于徽商的奢侈消费，竞相争造私家园林，一方面抽走了大量可用于生产和交换的商业资本，也使部分徽商处于囊中羞涩的窘境；另一方面，却又催生了整个扬州的繁荣，使得扬州在城市建设、园林构造等方面丝毫不让苏杭两大都市。与此同时，“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文化艺术的持续投入使得扬州文学、艺术结出了累累硕果，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书院、扬州画舫也因此空前兴盛。
徽州棠樾鲍氏家族的乐善好施世人皆知，然而，鲍氏在扬州声名之盛大，却是因为《安素轩石刻》。鲍氏家族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为中国书法艺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扬州东关街，有些旧气。在这新近恢复的老街上，已经寻觅不到当年海内有名的马氏“街南书屋”的踪影了。只有在个园的东南角，一个人迹稀少的小院，一栋貌不惊人的小楼，古朴而冷清。
小楼名“丛书楼”，隐匿在个园深处，散发出淡淡书香。“丛书楼”的主人是清代徽州祁门盐商马氏兄弟，即马曰琯、马曰璐，时称“扬州二马”。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号嶰谷，著作有《沙河逸老小稿》。马曰璐（1697～1766），字佩兮，号半槎，著作有《南斋集》。
马氏兄弟在扬州业盐的历史，史料记载很少，二马的闻名是由于其文化上的造诣。
马家园林的名称，本来叫做“街南书屋”，后以园中的“小玲珑山馆”闻名于世，大名鼎鼎的丛书楼就在其中。在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史上，“丛书楼”曾经有过不凡的经历。
《清史稿·文苑传》写道：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瞻。
“鹗”为厉鹗，在小玲珑山馆中居住多年，博览群书，专心著作，因而成名。
马氏兄弟时期的小玲珑山馆，也是扬州八怪经常聚会的沙龙。
修褉玲珑馆七人，主人昆季宴嘉宾。
豪吟堇浦须拈手，觅句句山笔点唇。
樊榭抚琴神入定，板桥画竹目生瞋。
他年此会仍如许，快杀稽山一老民。
这是金农写的《乾隆癸亥暮春之初，马氏昆季宴友人于玲珑山馆……》，诗中的堇浦、句山、樊榭、板桥与稽山老民，分别指杭世骏、陈兆崙、厉鹗、郑燮和金农自己。其中，郑燮和金农都是扬州八怪。
细听子吟诵，浪浪山馆清。
所怀多旧识，入耳是新声。
春雨得奇句，东风寄远情。
今宵作良会，花径已灯明。
这首诗为汪士慎创作，题为《试灯前一日，集小玲珑山馆，听高西唐诵（雨中集字怀人）诗》。汪士慎，还有题中写到的高西唐——高翔，同样是扬州八怪。
马氏丛书楼，曾以藏书十万卷闻名。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兄弟所有，几过之”。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丛书楼是非常推崇的。《四库全书》编纂时，朝廷征求海内秘本，马曰璐之子马裕进献藏书776种。在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马氏为最多。为了褒奖马氏，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下旨赏赐马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小玲珑山馆除了藏书，又以刻书出名，世称“马板”。可见马氏兄弟对于文化的投入非同一般。
“个园”是在“小玲珑山馆”的基础上改建的。从“小玲珑山馆”到“个园”，从马氏后人易手给汪氏、蒋氏，最后转让给黄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盐商的没落，甚至扬州城、清王朝的衰落。
200年后的今天，当徽商的足音远去，我们只能在个园里寻觅小玲珑山馆的那些遗迹，藉以神游一个城市拥有的浮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