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放水养鱼，作强中小企业

韩总在统战部专题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近几年财政收入增幅连续保持在20%以上，约为GDP增幅的2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6.13万亿元，增长19.5%。预计，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5720亿，比2008年执行数增长8％。此前，财政收入增速已多年没有低于两位数。
    财政收入屡创新高 。虽然20%左右的指标表面上看来不是很高，但如果加上偿还国债支出、社会保障费收入、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后，财政收支将占到GDP的30%以上，这一比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即1978年30.8%的水平。近几年来，全国财政收入一年一个新台阶，继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3年至2007年五年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10万亿元，年均增长22%。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和收入征管加强。财政收入的逐年高涨，以及为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这些使得我们不得不有些思考。
    财政收入占比的提高，四万亿经济政策的出台，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担忧：财政收入增加必然会使财政支出也相应增加，经济危机甚至有可能成为某些利益部门获取社会资源的绝好时机，这可能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将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戏称的“国进民退”。这将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很大困难，并直接影响人口的就业，拉大贫富差距。

结构性矛盾凸现

    从2008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一季度宏观数据出台，中国经济一季度回暖，对此应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我对这种回暖的可持续性存在着担忧，这种担忧缘自于居民收入和民营经济的持续恶化。
    首先，是居民收入减少造成的消费不振。在农村，农民收入七成来自外出打工。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开发布的农民工失业人数就已达到2500万。由此带来的收入损失，大大超过了提高粮食收购价形成的农民增收。没有了收入，把农村作为刺激消费主战场的策略，便失去了依托。在城市，企业裁员至少是不涨薪，使得收入增加也并不乐观。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622元，实际增长8.6%。去年一季度，这一数据是18.5%。农民收入正在大幅下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2%，但2008年全年增速是17.2％。前一阶段，国家统计局公布，城镇居民收入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常年高于企业。尽管这引来了关于公平的争论，但如果没有这两部分人群的支撑，城镇居民收入下滑将更为明显。
    由于 “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在出口恶化超出预期（本人在二月中旬亲自驱车到江苏、浙江从南京到温州走了十余个城市进行调研，看到大量出口依赖性企业破产），消费随着收入下滑难以提振的情况下，更大规模的投资也许会成为保证经济增速所倚重的手段。但这“四万亿”究竟有多少会到中小民营企业中呢？我自己估计很难。大量的投入可能会进入到国有企业，以及个别大型民营企业中。但在中国仅有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是不够的，短期看来无法维系经济增长，无法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长期看来更无法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从国有企业下一步发展的脉络来看，进一步的强强联合和制造业升级，可能是个方向，但是需要的劳动力只会越来越少。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管制，鼓励民营企业升级。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解决大量就业。
    出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扶持民营经济的主张，政府应当进一步减税，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负。以我公司为例，税负和用工成本，目前已经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30％以上。就北京与香港两地的餐饮企业对比，同样1个亿的销售额，10%的净利润，在北京注册经营的，营业税、所得税共计800万元/年。在香港注册经营的，只有利得税一项16.5%，共计165万元/年，税收差距几乎达到5倍。而且，香港利得税是逐年可以累计的，第一年亏损可以累积到来年。
    由此我判断，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在不断恶化，贷款难、劳动诉讼、销售疲软等等压得喘不过气来。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拉丁美洲发展的比较来看，如果在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阶段，鼓励创业、促进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少，可以显著改善贫富差别的格局。因此，创业、投资和充分的就业，是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用税收、财政和社保等方式，再进行分配的再次公平。目前，中国不利于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如果不进行调整、改革和更新，劳动力过剩、城镇失业和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还会更加恶化。拉美现象的出现将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劳动力就业不充分，贫富差距增大。
    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中央政府加大投资政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会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较大、贫富两头极端化的后尘。在当前的格局下，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具有先天的博弈优势。当初拉美各国大企业不能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微型、中小企业发育不足，导致中等收入下降，是造成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加大，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不得不思考，当下的各种刺激经济政策究竟与我们能够解决大量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有多少关系？若处理不好会带来什么后果？目前，全社会的资金大部分在大型企业流动和集中，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流量很小，甚至枯竭。由于民间投资、创业受到抑制，居民收入的储蓄大部分进入银行，或者股票市场，而偏好于大型企业的垄断性的银行体制，以及偏好于企业规模的资本市场，又保证了居民收入储蓄的绝大部分进入银行和购买股票，资金通过银行信贷通道和资本市场通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型企业。个人投资和创业活动的不足，使居民使用收入的一部分，直接流入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渠道不畅，加上垄断性银行和资本市场体制对中小企业不愿意供给信贷，导致全社会流向中小企业的资金实际上接近于枯竭。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居民收入储蓄的一部分通过非正式的民间借贷渠道流向了微型和中小企业，促进了这些地方的投资、创业和就业。但是，大部分地区民间金融不发达，不能有效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
    从劳动力角度来看，总体上大型企业解决劳动力能力不足，中小企业无法发展导致其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致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积累起来，并且城镇失业规模越来越大。按照世界性就业规律，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挤出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要向中小企业集中；但是，由于目前刺激政策及政治背景结果是导致大型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大型各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结果上是被忽视、歧视和抑制的。特大和大型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而中小企业虽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很强，但因为各种生产要素无法或较难获得，结果是不能理想地吸收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再就业。于是导致农村就业不足的剩余劳动力越积越多，城镇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则越来越严峻，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是这种问题的反应。
    就业不足，大量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自然会有贫富差距拉大的危险，防止贫富差距的关键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

失业和分配差距扩大：中国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在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工资和小业主所得分配的较多并增长较快；而拉美国家则以特大和大型企业为主，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充分，中小业主相对较少，特大和大型企业所有者资本分配率较高，失业率较高，工资和微型及中小业主在GDP分配中的比率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
    从拉美的发展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除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对于企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是，许多国有国营企业效率较低，长期亏损，导致生产下降，使财政负担加重，赤字猛增，并且由于其垄断地位使本国非国有资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总的造成投资下降、资金外流。而且，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创业和投资的政府规制障碍很大，严重影响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我们再来看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领域中小企业和就业的比较。
    我们可以想象，中小企业数量与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与国家分配差距的大小和贫富不均程度存在着很高的相关关系。在大型企业与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格局比较均衡的国家中，除了公务员等其他分配外，形成一个从高到低、比例比较均衡的收入分级。结果是：高收入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中等收入人数较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失业人数很少。但是，当重点发展或被动的发展大型企业时，一方面大资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门经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特别富裕的阶层人数规模相对大、收入水平相对高；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中小业主等中间收入阶层人数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其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和极低收入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人口较多。因此，收入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又因为中国政府的公务员分配缺乏制衡，容易使得这一阶层收入偏高。
    在收入差距扩大方面，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比较严重，我所担心的是这次经济危机会强化这样的体制。腐败、税收和公共财政体制不当形成的问题政府可以逐步地改变。但是，在发展道路、体制和政策上忽视甚至歧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最基础和深层次的收入差距拉大，则是失衡的发展道路。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就业比例可能比拉丁美洲同阶段要高一些，却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同发展阶段低18—33个百分点。但是，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有恶化的趋势，这将极大限制就业的吸收。我认为，如果不改变目前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缺乏相当数量的中等收入者，并且因大量劳动力的失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人口也将增多，在分配差距方面必定会像拉美一样，陷入急剧扩大的困境。
    因此，我们政府必须下定决心，打破博弈局面，调整经济结构谨防拉美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