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能让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的高层，还有央行的头头脑脑们齐聚一堂？

　　你或许很难从别处看到这份华丽丽的嘉宾名单—这感觉像在研读中国金融业的内参—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李东荣，原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闫庆民，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超，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谢平，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外管局原局长吴晓灵……

　　9月23日下午，一个大型酒会在北京金融街 威斯汀酒店的二楼举行。

　　穿着考究的金融大佬们似乎彼此关系熟稔，尽管他们各自掌管的实际业务少有交集。此刻，他们时而交头接耳，时而互相揶揄，气氛显得轻松愉快。

　　谢平上台说，他想把一个金融学院弄上市。随后发言的东英金融集团董事长张志平便说，从谢平身上他找到了一条当众发言很重要的规律，那便是越乱说掌声越多。

　　一些明星基金经理人在茶歇时间三五成群上台，怀着极为谦卑的态度要求与他们合影。这些嘉宾也并不推拒。

　　“现实扭曲力场”的金融版本来了，对吗？

　　这像极了WWDC苹果开发者大会，一些人会有点朝圣的感觉，并在某一刻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智囊团的核心地带。

　　这场隐秘却高调的聚会不是什么高峰论坛，而是一个学校30周年的校庆—这所学院低调而谨慎的行事作风丝毫不影响其在金融业的某种地位—它便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人们记住五道口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这里是北京智力人口密集地，也是文化与商业的五味杂陈之所；从万圣书园到雕刻时光，从老外到民工到学生再到摩登女郎；抬头是网络巨头公司的摩天大厦，低头是满地的小广告及痰渍。

　　似乎没有哪一条理由归因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旅人们都跑到清华大学门口拍照，却很少有人留意清华园宾馆旁的一所金融学院。

　　这座神秘的学院局促到只有一栋不到8层的主楼，隔着一个极小的花园和一个小型的运动场。悬挂于学校大门外的铜质标牌已经生锈，夹杂在骆驼商务鞋和安踏体育的减价广告牌和刺耳的喇叭吆喝声中。

　　但是，在中国金融业，没有哪个人敢于小视这所学校—其地位之显赫源于它金融业黄埔军校的实质—它的学生创立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上市公司以及第一家基金。或者再夸张一点，整个中国金融改革的框架都出自于此—它的师资及培养出的学生渗透于金融各领域的职能部门，这一点在30年校庆典礼上就可窥一斑。

　　这所学校没有什么百年讲坛，却足以印证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史。

　　让一名任职人民银行总行的82级毕业生引以为傲的是1984年的合肥会议。彼时，中国刚刚决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对于金融改革具体怎么改并没有人说明。

　　刘鸿儒作为学院的创始人牵头调研，组成了一个改革调研小组。日后也都成为一些响当当的人物，比如周小川、楼继伟与吴晓灵。

　　“这些81级的学长倡导起草呼吁建立中央银行系统，把人民银行的央行职能分离出来，专注货币供应以及汇率制定等职能而不是去做对民众的储蓄业务。”这名82级毕业生称。有20多名81及82级学生在这个决定上签字。这份很有宣言性质的决定连同调研小组的报告一同奠定了当年金融改革的最初框架，比如最主要的央行职能的界定。随后，中国工商银行承接原人民银行的储蓄业务；基础建设的资金靠建设银行 筹措；中国银行 承接国际金融业务—这些专业银行的框架雏形也部分来自这个改革小组的构想。

　　81及82级的两届学生现在多数成为了整个金融圈子的重量级人物。除了吴晓灵、魏迎宁外，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唐旭等。这些学生随后也成为了这个学院的委员会成员与客座讲师。上述82级校友不愿公开他的主任头衔，他认为在众多的校友面前，自己的成就几乎不值一提。

　　《华尔街日报》在1986年就注意到了中国的这所金融学院。当纽交所访问这个研究生院的消息曝光后，《华尔街日报》便派记者来到这个学院：“你很难想象，在北京郊区西北角的平房里居然有人在做金融市场的研究！”

　　的确难以想象。当年的环境比现在要差很多，其所在地前身是海淀区东升乡人民公社的一个卫生院。直到94级学生唐才旭上学的时候，金融学院也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和教室，都还只是平房而已。

　　但校友录却显示了这个学校的过人之处。毕业后有60%的人成为各大银行及保监会、银监会与证监会的中高层。其中人民银行是毕业生最多的去向。剩下的30%创立了各家金融证券机构以及基金公司，10%进入外资银行以及民营机构。这些学生把持着很多金融机构的重要位置。

　　保监会的一名处长说，在他们念书的1990年代，五道口简直就是金融业的麦加圣地。“这个学校在金融业的学生看来都极为神圣，也极为难考。”招商银行 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彭千对《第一财经周刊》评价说。彭千认为这个学校非常精英主义，他暗示它就像耶鲁大学的骷髅党那样，是一个精英团体。但显然这个圈子并不大—从创立30年至今，它只产生了1800名左右的毕业生。

　　“人们总是认为我们非常团结，像个紧密的圈子，尽管人大在上海很早就有浦江论坛，北大有燕山论坛，而五道口从去年开始才有大规模的校友活动，但人们还是认为我们的圈子更为牢靠。”95级校友、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公司评级董事廖强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个团体的影响力并不止于中资系统。凯雷这家素来以团聚精英出名—它曾经有退休总统俱乐部之称—的大公司也认为五道口的圈子不一般。它的一名董事说，五道口的名字在中国金融界的影响力恐怕很难有人能够撼动。

　　过往学生的成功通常被认为是学校成功的显著标志。身负为人民银行直接输送人才的目的—更何况还是金融管理人才—这就无怪乎这个学院的与众不同。

　　魏迎宁将这些成就归因于“我们有个好时代”。在他毕业时，保险业刚起步。五道口对学生培养的目的性极为明确，如果你对保险这个方向有兴趣，那么第二学期就被安排去保险公司以及口岸实习。毕业论文会有专门保险业的从业人员指导，毕业后会分配到与保险有关的行业。魏迎宁毕业后进入中国人保，多年后成为保监会高层。

　　这些职高位重的学生通常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系统学习过其所在岗位专业知识的人。随后累积的工作经验使他们最终成为金融领域的高层。

　　当然，导师也是重要的一面。五道口为外聘导师制—这在当年非常时髦，只有外国的商学院才有这样的做派。虽然实际原因是五道口的学生很少，创始人认为如果再有专门的老师，人民银行的经费根本支撑不了。

　　外聘的老师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导师，一般来自诸如银监会、保监会和银行这样的实务界，指导学生论文写作。这些有公共职务的人愿意来五道口讲课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也曾是这里的学生。另外一种就是讲课的老师，通常来自光华、清华和人大，比如厉以宁、陈岱孙与胡代光、黄达。07级学生、国管局的刘伟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宏观课就是光华的龚六堂上的，专题课则来过香港证监会的主席沈年涛，吴晓灵和谢平也来过。一般一个专题就是一节课，所以一个学期16节课的话就会来16个实务界的专家。像我们上‘中国银行市场专题’，就会请银行的人来上。”

　　令中廷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唐才旭印象深刻的老师还包括了欧元之父蒙代尔、香港经管局前任总裁任志刚。他们谈论的课题为港元挂钩美元的汇率机制，与欧元区如何一体化。“这些观点就如同刚出炉的面包一般新鲜。”唐才旭对《第一财经周刊》评价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平台令人怦然心动。它得以聘请一流的讲师前来授课。在研究生部的导师中，约有40%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系统，60%来自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校史里写到，研究生部的导师已经成为了学校含金量最高的资源。“这也是刘鸿儒最早的想法，没有自己的教授团队，就可以请最好的教授团队。”魏迎宁说。

　　这些老师带来了广阔的视角。比如，一名证监会来的讲师在晚上6点的讲座上一坐下来就会说起他们白天做的一场MBO(管理层买断)案例。“这是国内第一场MBO，你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02级安邦财产保险投资经理杨里亚觉得这感觉酷极了，就好像自己处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前沿，比报纸的记者来的消息都更快—当然，前提是股市已经收盘了。

　　圈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09级学生粤港控股的李岳就是以此进入了他现在的工作单位。毕业实习的时候李岳被分配到了导师的公司，他的导师是82级校友武捷思，也是深圳市原副市长。这个公司主要经营的是地产有关的私募基金，现在的收入亦很不错。

　　武捷思也是经由导师周林的推荐，得以在1980年代末前往纽约商业银行实习一年—这样的公派出国机会在当年十分难得。这名校友还参与了由原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1988年起草的白皮书，奠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框架。

　　五道口的圈子依照这样的形成路径：在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创始人比如刘鸿儒、甘培根、黄达、陈岱松的影响下，他们的个人人脉，让前几届的学生往往可以参与进整个中国金融改革至关重要的环节中去，也可以经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平台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导师来开设讲座课程，丰富学生的视野。这些学生毕业后其中优秀的人才又会回来继续兼任五道口的客座讲师与学生导师。周小川这样的重要人物也被引入学院成为后续学生的导师。学生毕业后多半进入央行、国有或股份制银行、证券金融领域，他们的思维方式又对整个金融业再次产生影响。

　　校友间的互相提携也增加了这个圈子的含金量。当安邦财产保险的杨里亚去拜访另外一个保险公司希望可以达成一个合作时，他发现，对方的主管就是跟他一起踢球的师兄，这显然会事半功倍。唐才旭也有相似经历，如果没人引荐他的生意可能不会很快得到银行的垂青，但好在银行里有的是五道口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人们总会对认识的人格外照顾，何况这个人还曾和你在一个狭小的足球场上度过了两年多的美好时光。

　　这个团体的力量影响到金融业的招聘。93级学生、现任职于四大审计所之一的高级经理陈海吟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在符合公司要求的前提下，他会更愿意招募从五道口毕业的学生。廖强也这么认为。

　　这些精英派乐见圈子的紧密性。现任职国泰君安、2011年刚毕业的温阳认为，学生少、学校小有时也是一种好处，因为所有的人几乎都认识。

　　在校的男女学生结婚的比例也非常惊人。杨里亚说，他们那级有4对最终建立家庭。而在他低一年级最终成了9对，“你要知道一个年级才50到70人啊，而且很多婚姻都能坚持很久。可能和我们学校门槛很高，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有关吧。”

　　门槛高的一个原因在于金融学院的录取分数很高，尤其是数学通常要超过140分。还要对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可以随时应对老师对于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的提问。必须要对金融改革有自己的见解。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学校成立30年的时间中，前10年的学生多为搭建金融架构成为体系内的管理者；中间10年的学生以创业居多，比如一些私募或者是公募基金与证券公司；后10年的学生则进入以前10年学生的证券基金公司居多—这与刘鸿儒从人民银行调任证监会主席也有一定的关系。从事证券基金投资的校友还包括了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万建华、中信实业集团董事蔡重直、九鼎投资总裁黄晓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微博)等。

　　与耶鲁学院骷髅党不同的是，五道口的学生很少为派别争论不休。他们并不在意到底是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还是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更关心的是现实问题。比如他们会为是否效法日本建立主银行制度争得面红耳赤，“还会在宿舍里光着膀子争论中央银行把业务分离出去能做什么事情，利率怎么定，商企业间拖欠该不该允许。”魏迎宁回忆说。

　　与人大、北大、清华大学的金融学院相比，五道口金融学院很少有非常专业的课程设置，去学习像华尔街交易员赖以生存的数学模型或者是审计专业。“这可能是学校毕业后的学生很少去外企的原因，外企的要求可能更加专业化。”廖强说。这里教授的理论课程并不是非常深入，所以毕业后也很少有学生去其他金融学院做理论课的老师。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注重实际操作意义。

　　这符合刘鸿儒最初的想法。“需要实际可用的人才所以创立了学校。”刘鸿儒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认为现在已经达成当初创立学校的目的—人才遍布中国金融体系的各个角落。

　　这个学院的渊源似乎与每次金融改革都密不可分。一个微妙的事情便是，中国此刻正处于另一个改革的前沿。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创新，比如解读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如何平抑通货膨胀等。

　　五道口迎来一个变化，它在寻求并入清华大学的路径，目前正在等待教育部的批准。刘鸿儒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现在需要的是国际化的人才。但他拒绝对“是否这是应对现在改革风潮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论调给予评价。

　　“一个时代结束了。”招商银行的彭千认为，教学体系的改变，可能会改写这个精英团体的未来。“以后学生的毕业证可能是清华颁发的而不再是人行，”陈海吟认为这将使这个小众精英团体就此止步，“这可真令人遗憾。”

　　在威斯汀的酒会上，五道口人没有让人察觉到这个可能的改变。许多记者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混入其中，捕捉中国金融业的动向。《华尔街日报》记者在当日晚些时候刊发了一则新闻，以酒会上的吴晓灵的演讲为题，并把它放在了中文版的显著位置。

　　这所金融业黄埔军校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举办庆典。这得益于这个圈子中的校友们的捐助—一个创建于两三年前以创始人刘鸿儒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这是30年来第一次专为五道口人举办的体面而隆重的庆典，一定会有再聚首的机会，只是这个学校就已经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