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在中国首届关怀艾滋病致孤儿童夏令营开营之前发生了一件事——组委会在为给这72个健康的“艾滋病致孤儿童”找住处时，竟然在两个月里被北京近40家宾馆、招待所、大中学校拒绝。

     “这些学校、招待所和宾馆应该为拒绝安排孩子们的住宿而感到羞耻，他们无知地以为那些孩子们会传染艾滋病给客人和学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曾经扮演过007的著名演员罗杰·摩尔说。

　　应当感到羞耻的绝不仅仅是40家无知的机构，而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大众对艾滋病的无知和恐惧。当这种恐惧已经让我们丧失了应有的慈爱之心，已让更多的孩子们得不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生活。

　　“仇恨社会的心理已经在一些孤儿心头滋生，现在纠正还来得及，再等两年就晚了”。著名的防艾民间斗士高耀洁说，相比起衣食，另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这个社会加以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目前为心灵家园关怀项目中心思想健康辅导的赵颖说：“家庭教育的缺失，容易导致人格的缺陷。而对于生活在艾滋家庭中的孩子来说，本身因父母的病情造成的经济困难，同时，父母也无力再教育孩子，导致他们生活没有着落，更谈不上接受教育。加之社会上多数人对艾滋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孩子们背负着人们的不解、歧视。他们心理上或多或少都有阴影，有些孩子比较极端、压抑、仇视社会。所以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是必要的。”

　　“首先要解决孩子的是吃饭生存问题，其次是教育问题和孩子的心理问题。”早在2001年10月2日，高耀洁就走访了17个艾滋病家庭。家中的学龄儿童全部辍学，女孩替代患病父母或年迈老人从事家务劳动，男孩则外出打工。高耀洁曾在某疫区小学做调查，132名学生中有29名‘艾滋病致孤儿童’。一年内，就流失9名。经过几番奔走，她一直关注的6名先后在山东曹县的5个村庄拥有新家，“孩子们分散收养，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没有障碍，不会有被歧视感，也不会让他们聚在一起互相在情绪和性格上感染。” 这，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的官员许文青，给我们讲述了在一次调查中遇到的故事：一个12岁的女孩，母亲因感染艾滋病病倒了，她对许文青说，“我很难受，怕她死，觉也睡不好，上课使劲听老师讲，就是听不进去，什么都不会。”最让这个女孩子为难的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表现出来，因为在外村学校上学，那里对艾滋病还充满恐惧，她已经失去母爱，不能再失去同伴了！她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我问她的理想是什么，孩子沉默良久，说到：“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或许，用困扰来形容艾滋病阴影下的儿童远远不够。

　　3年前，摄影师卢广走进了艾滋病村，在他的镜头下，孩子们困难的生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艾滋儿童何芳芳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天不亮起床，从灶台那边的筐子里取两个凉馍馍，算作早饭，然后去上学，中午回家，还是馍馍作为午饭，接着帮助家里人干活、照顾病人，这里的孩子几乎都学会了扎针、配药。放学后，晚餐还是馍馍。孩子们的父辈已遭受了生命沉重的痛楚，还在童年的他们，又已经承担了这个年龄不该有的重量。

　　“2001年我第一次去艾滋病村，因为当地政府对艾滋病回避、遮掩，直接采访到艾滋病人很困难，我决定找一些艾滋遗孤，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村里老人的介绍，他了解到艾滋遗孤张夏依一家的生活：父母感染艾滋病后相继去世，他和姐姐辍学在家，还有79岁的爷爷和78岁的奶奶，全家靠爷爷每日步行10多里路去乞讨，维系全家生活。第二天，卢广把张夏依送进学校，给他买了书本，交了学费，叮嘱他要好好学习。

　　一年后，卢广再次来到这个村庄。张夏依的爷爷因为腿疾只能跪在地上走路，出门乞讨养家已不可能。张夏依已经辍学，在一家砖厂打工，一天能挣到10块钱。“为什么不去上学？不是说好了要好好学习的吗？学费都给你交了。”卢广问。“家里穷，我不能去上学！”张夏依重复着这句话，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流下来。无意中，卢广发现张夏依写满了“仇”、“忍”等字样的左手，问他，“谁写的？”孩子低头说是别人写的。

　　每一次的拍摄，比器材沉重的是卢广越来越重的心。

　　拍摄艾滋病人和艾滋儿童的过程，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身心遭受的刺激，也是历次拍摄经历都无法比拟的。他说，走进艾滋病患者的家庭，一切事情几乎是在沉寂中进行的，对于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守在被死神缠绕的父母身边，并照料他们。他们已经没有童年的天真烂漫，现实、求生的欲望、温饱、失学问题，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怎么能保证孩子们还能有正常的心理？贫穷、饥饿、失学、沮丧注定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坎坷。他们的明天在何处？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高耀洁老师的经历正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这些年来她为艾滋儿童救助事业一直在努力，然而，她越努力，失去越多。

　　早在1999年，高耀洁开始给一些艾滋孤儿寄钱，已经记不清楚陆陆续续寄了多少，但曾经一次就给164个孩子寄了近5000元的学费。后经老人回访发现：“捐出去的钱，竟被有的被捐助者拿去赌博，给了孩子学费，亲属也不让他上学。”老人认为，贫病交加导致人们自私、短视、亲情疏离，即使政府专给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救济，监护人也敢挪为他用。还有监护人拿孩子当摇钱树，虐待孩子逼孩子以交学费名义跟人讨钱。这些问题，让高耀洁的爱心一度置于尴尬境地。2002年，高耀洁接来3个‘艾滋病致孤儿童’，想与家人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但她周围的人对此并不理解，原本热闹的节日在清冷的气氛中度过；她的小女儿也因为她的频频出头受到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和丈夫远走加拿大。很多次，方方面面的压力让高耀洁觉得防艾宣传和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工作步履维艰。

　　她曾计划着悄然改变着这群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人生，她曾说我已是步入古稀之年的人，对名利早已看破了，不图什么，她曾一直观察这些艾滋村庄的人们，观察‘艾滋病致孤儿童’的精神状态。大部分家庭承受着艾滋病带来的贫穷，死亡使他们只考虑今天，不想明天。而这些孩子呢？他们的未来在哪儿？由谁来拯救？

　　许文青说：“在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的调查中发现，他们面临着生活、学习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当地社会支持系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足，支持更不足，儿童没有得到特别的社会心理支持，没有接受到生活技能教育，得到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救济非常有限。再有，如何消除社会歧视，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政策框架支持‘艾滋病致孤儿童’；对于受助者本身，如何采取有效救助的方法，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弱者自立自强。”

　　我们需要更多的高耀洁，更多的卢广，更多的许文青、粱艳艳、赵颖、徐莲芝，我们需要所有的人！孩子们的未来将在金钱、关爱、社会重视以及志愿者们的参与下得以改变，孩子的未来不正是整个社会的未来？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