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报道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新闻再现、信息传播，而涉及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社会责任，稍有疏忽即有可能造成整个报道方向的偏失。近年来，随着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大众传媒在艾滋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报道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误区之一：艾滋病成为堕落、吸毒、卖淫、嫖娼的代名词

　　简单地把艾滋病与性滥、吸毒等行为联系在一起。多年来，对艾滋病的歧视很难消除，媒体在这方面是有一定责任的。早年对艾滋病报道的“妖魔化”以及近年来的猎奇报道，如“艾滋小偷”、“艾滋毒针”、“艾滋女”等等，都对受众产生了误导，对艾滋病有了抵触心理，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的疾病。其实就疾病本身而言，有什么好的疾病与坏的疾病之分呢？

　　看看常出现于艾滋病报道中的这些文字：路边野花、女性性乱者、小姐、吸毒的、卖淫的、瘾君子、妓女、暗娼等等，这些明显带有歧视性质的语言正是在向公众透露一个信息：得艾滋病的不是卖淫嫖娼的就是吸毒的。其实，稍有医学常识的人应该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以性传播为例，不仅仅有偿性服务才能传播艾滋病，任何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个体之间都有可能传播，包括合法夫妻之间。更无辜的是那些因为母婴传播而被感染的孩子，生活是否检点与道德是否败坏根本与他们无关，但是他们被迫被人以“异类”相待。

　　这种片面理解以及歧视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会使公众对艾滋病产生恐惧或误解，“恐艾”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公众对自身是否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或机会持否认态度，认为只要自己没有不良行为，就不会感染艾滋病。而事实上，我国目前艾滋病疫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并且任何人都不具有先天抵御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能力，这种误解和歧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防治工作都是非常危险的。

　　误区之二：使用“惊心动魄”的语言来突出艾滋病的可怕

　　语言使用上的不恰当，也会造成对艾滋病的误解。艾滋病固然可怕，但是，如果单纯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引起公众兴趣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必然会造成不良影响。

　　例如对“艾滋孤儿”的报道。“艾滋孤儿”这一称呼可以为这些孤儿争得更多的同情和救助，也许更能够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爱，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方便有关单位为他们争取利益。但“艾滋孤儿”这个称呼其实对孤儿的成长并不利，“艾滋”标签是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根源，也是对他们造成心理伤害、形成强烈的自卑感和孤独感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应当避免一些知识性错误，如“死于艾滋病”，正确的是“由于艾滋病导致免疫力下降，死于各种机会性感染”。避免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如“艾滋孤儿”、“艾滋村”、“世纪瘟疫——艾滋病”、“艾滋灾难”、“世纪恶魔”等等。

　　误区之三：通过对艾滋病相关事件的煽情报道，满足受众猎奇心理

　　由于艾滋病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又属于个人隐私范畴，每个个体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可能蕴涵着很多令人好奇的因素，因此，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同时满足媒体的经济利益，就会成为某些媒体关注艾滋病事件的第一出发点。

　　此外，有些艾滋病报道虽然号称是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采写，但是着重向受众传达负面信息，有些报道的主观意味太强，记者的角色和位置在报道中过于突出，往往会摆脱第三者的位置出来评论或者呼吁，更让受众感到艾滋病的“可怕”。

　　如《拿什么拯救艾滋村河南艾滋村报告》(《海峡都市报》2004年2月25日)，通篇充斥着“艾滋病疯子”、“艾滋病患者成为地痞无赖”、“艾滋病患者讨债”等等，整篇报道的基调是黑色的，让人觉得这个村子是没有前途的。

　　而事实的背景是：1995年以前，河南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把卖血作为挣钱门路，由于交叉感染，部分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经过8至10年的潜伏期，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芦岗乡文楼村就是河南省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一个村。2004年2月18日，河南省委从省直30多个部门抽调76名机关干部，与市县干部一起组成38个帮扶工作组，进驻全省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与艾滋病患者做邻居，开始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

　　媒体的这种猎奇报道侧重于不良性关系、犯罪、婚姻等，这种煽情报道严重偏离了艾滋病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使读者产生认识偏差，加强了受众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敌对情绪。多年来，社会环境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并未减少，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犯罪的事实，甚至有人提出“抓一个杀一个”，“应该通通都杀掉”。

　　而这些报道由于情节曲折、人物命运坎坷，往往成为最受读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但有些记者写稿时，以煽情的笔触刻意渲染病人如何感染艾滋病病毒、不当披露隐私，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对此，急需业界引起高度重视，树立“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报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