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就是六个字——“危机、结构、改革”。
第一，危机。
2008年爆发的这场危机，用格林斯潘的话来说是“百年未遇”，还有一句话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现在我们还处于危机的阴影下。对于这两句话，大家没有什么争议。现在学术界普遍感到，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主要基于三大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信息一体化。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发展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刷新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甚至极大地转变了生产、流通和交换的方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二十几年的全球化是以信息全球一体化和金融全球一体化高速同步发展带动起来的，而金融一体化和信息一体化几乎同步，它们的速度比以往一两百年来的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速度要高得多。
第二个事件是“冷战”。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在空间上实现一体化，原来是两个阵营、两个市场，现在合而为一，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公司，全球性产业引起关注。
第三个事件，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步入全球体系。尤其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现在开始进入全球体系，一个人口数量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规模的国家的进入，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分工体系，全球经济总流程发生重组。由于这三个变化的出现，特别是这些变化在这二十年中几乎同时发生，使得经济全球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可以把二十年前的全球一体化比作一个麻袋装一堆土豆，大土豆挂着小土豆（比如美国带领美洲的国家，日本带领亚洲的国家），其中的有机联系很低。而现在的全球化已经初步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分工体系，整个体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大大加强，不再是一堆土豆。在全球化新阶段以前，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研究往往关注双边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以来，全球视野的整体性分析逐渐成为主导，很多问题必须从整体上统一解决，仅仅依靠双边解决已经不够，双边关系开始退到次等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深刻变化之下，全球化的含义与二十年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把金字塔型的等级分工这样一个体系比作一个人的话，美国在脑部，在神经系统、供血系统、上肢部分占了较大份额，而中国大致处于小腿部位，以中低档制造业为主，有一些高科技，但中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比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高一点。这次危机源于美国，主要虚拟金融出现问题，就像人的心绞痛发作。这样的“心绞痛”在2000年发作过一次，由“安然事件”引起，后来吃了几片“硝酸甘油”就挺过去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倒台，“心绞痛”再次发作，又吃了两片“硝酸甘油”忍过去了。直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出事，这次发作的是“大面积心肌梗塞”，不是简单的“心绞痛”，所以不得不被推上手术台动大手术。首先，摘除几个“血管瘤”，把美林、高盛、摩根史丹利从独立的投行改变成商业银行，从“血管瘤”变成“血管”；其次，在阻塞的地方设置几个卡子，让血液流通顺畅，并且大量输血，也就是各国实施的救市计划。动了手术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到2009年第三季度，像格鲁斯曼说的，经济体开始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
人们对这次危机进行了很多分析，从经济学上来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的分析大概最为深刻。日本90年代爆发了危机，一直到现在阴影都没有全部退去，辜朝明先生以这场危机为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辜朝明先生是已故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侄子，他写了一本书——《大衰退》，把日本的那次危机称为“资产负债表危机”，认为资产负债表危机与传统的商业周期危机有很大不同。他用中医的语言来刻画资产负债表危机，认为传统的商业周期危机是一种阳性危机，或者叫阳面危机，而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一种阴性危机或者叫阴面危机。他认为在资产负债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按照一般的理论，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但在资产负债表危机期间，企业的目标开始转成负债最小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辜朝明认为，自从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以来，由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出现了一批大到不能倒的机构，尤其是银行，银行的倒闭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因而国家在危机期间必须出手进行挽救。这样出现一种症状，即资产的蒸发、毁灭与债务的清除、核销不同步，这就使得相当数量的企业主体或者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我们知道，在法制的市场上，资产负债状况是企业的主要行为基础，当危机发生以后，有很大比例的公司和家庭会尽力使用资金修补资产负债表，而不再把这些资金用于创造新的需求、发展新的技术，从而使资产大于负债，缩小负债的比例，最后得到市场的基本信任。根据辜朝明先生的研究，日本在爆发危机之后，一直到1997年，一般企业才把负债状况修补到接近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资产负债表危机期间出现了三大宏观特征：第一，增长低迷，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0和-1之间徘徊；第二，通货紧缩；第三，流动性陷阱。利率非常低，日本央行的基本利率降到零，贷款零利率，还是没人借钱。应该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辜朝明先生的分析是很深刻的。当然，这种分析并不代表他指出了危机的根源。辜朝明先生在《大衰退》中断言，2008年美国发生的危机也是一场资产负债危机，他在书中对美国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提出尖锐的批判，而他的分析现在已经被美国的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包括克鲁格曼。
这次危机的根源要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它涉及历史形成的各种权力、责任的分布和分配。人们指出了一国主权货币和全球货币之间的矛盾，那么由谁来替代美元？能不能设计一种超主权货币？这就涉及更深刻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危机发生之后，各个大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些阶段性改进和弥补的办法，逐渐解决矛盾。
这次危机还有一个特点——双重危机，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几乎同步发生。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应对的办法，我重点说一下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了一套办法，如果简单的概括，可以称之为他“两手战略”，一个推手，一个拉手。拉手就是新能源战略，包括以风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系统、新能源汽车、新储电技术、电池技术等。奥巴马希望通过新能源战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第二，在未来形成一个可预见、可持续增长的大产业。有人预测，如果新能源产业能够形成，可以达到二、三十亿美元的规模；第三，解决气候危机。如果培育一个大产业，同时解决能源和气候危机，美国就能在产业发展和道义的高端上重获全球经济的主导权。推手是什么呢？就是负利率政策。2009年3月，美联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元指数从86掉到最低74，就是一个货币贬值过程。不是不借钱吗？不是有流动性陷阱吗？如果都不愿借钱，银行也惜贷，经济怎么恢复呢？我逼着你借，不借钱你就吃亏。当然，最近几个月由于希腊出了问题，美元指数又回升，但是这次回升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即美元指数坚挺，但黄金和油价并不随着美元的走强而下跌，这个波动不像原来那么大。所以，美元实际上对于实物经济还在贬值。到现在为止，在道琼斯指数已经恢复到1万点以上的时候，金融资产破灭了20%—40%，金融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遭受重创。虚拟经济向实体的回归，美元也要贬值。另外，美元指数是美元兑其它六个硬通货国家的总指数，比如欧元和日元，所以美元对原油和黄金走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奥巴马的“两手战略”能不能行得通，现在很难说。
第二，结构。
现在全球都在调结构，美国的消费在下降，储蓄率在上升，加大了对新能源、新技术的研发。中国怎么调结构是国内学者最关心的。
说到结构问题，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前，争论比较多的是保增长和调结构孰前孰后、孰轻孰重，最后提出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调结构更重要。我们现在的结构是什么状态呢？从消费来看，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是35%，比发达国家平均低20个百分点。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大家也有一个共识，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包括城乡二元、内向经济和外向经济二元、垄断和竞争二元，现在最为凸现的是贫富二元。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材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根据职业、等级、收入来判断，中国的社会结构既不是枣核型，也不是橄榄型，更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金字塔型，而是一个倒钉子型。也就是说，80%—90%的人处于下面的横杠，10%的人处于上面的竖杠。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在2006年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收入统计严重不实，富人阶层大概隐瞒了3/4的收入没有申报，2006年做的调查是2005年的数据，3/4的收入就是4万多亿。他根据调查的样本做了一个测算，把城市居民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最贫穷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统计局公布的是9.1倍，王小鲁的调查结果是31倍。如果把农村再加上，最富有的和最穷的10%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统计局公布的21倍，王小鲁的调查结果是55倍。把这一块收入加上去，按家庭消费结构所得出的汽车和住房销售的数字，跟当年全社会汽车、住房的总产量就吻合了。
2009年大家最关心的是房地产，我们看一下住房的供给结构，是一个正钉子型。住建部部长说，2009年一共盖了20亿平方米的房子，其中商品房10亿平方米，公共住宅8亿多平方米，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很难说。后来总理说有200万套的经济适用房，假如按每套100平方米计算就是2亿平方米，如果按50平方米计算就是1亿平方米。但是，经济适用房不纳入商品房的统计之内，在这200万套经济适用房中，除了提供给公务员的，真正给一般老百姓的有多少呢？大概1000万平米。1000万占10亿的1%，也就是说，城市里提供给一般老百姓的是1%。而在其他国家，保障性住房一般占50%以上，贫富差距越大，这个比例越高。社科院有一个报告，说85%的人买不起房子，这85%包括城里的农民工。当然，其实还有另外一套供给体系，就是政府不大承认的，老百姓自己搞的，或者是各级政府偷偷搞的所谓小产权房，是老百姓的自建房，基本都在城乡结合部，小产权房在市场交易中不受法律保护。
一个倒钉子型，一个钉子型，这反映出很大的矛盾。说到中国的结构问题，现在最凸显的是贫富结构问题。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先生提出，能不能用三年时间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十个百分点，从现在的35%提高到45%。我最近打电话问他，怎么提高，有什么措施？他说，很多富人老了，钱花不出去，老是出国买奢侈品，因为国外便宜、免税。另外，很多旅游、养老、医疗的措施国内也没有，能不能把这些搞起来，让他们把钱花出来。这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提高中低收入层的收入，这是一个难题。
我们最近也在想，别说三年，十年行不行？一年提一个百分点，把消费率提上去。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消费率超过40%，现在35%的消费率也是在这十多年中逐渐降下来的。能不能再用十年的时间提上去？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措施，起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对农民的免税政策，给农民种粮提供各种补贴，2003年开始实行，2008年基本到位。2008年给农民的好处是多少呢？2000亿。2000亿是什么概念？假如农民把这2000亿都消费了，按照20万亿的GDP来计算，占1%，现在是33万亿，就占0.6%。也就是说，如果今年想把居民消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类似的措施要有两个。我记得九十年代就开始讨论农民增收的问题，讨论十年，又在安徽试验五年，再用五年推广，二十年才成就这样一个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确实给老百姓带来希望，使农村比以前更稳定，但是这样的政策前前后后的准备用了近20年的时间，像这样量级的政策有多少？2008年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2009年1月住建部提出在三年内投入9000亿搞保障性住房，后来没有资金来源，不提了。还有医改，国家说三年拿出8000亿，平均每年2800亿，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建设基层医院，补贴医疗费用。但是作为医改中最重要的一环——公立医院改革，现在还没有方向。所以，如果用十年的时间，比如GDP从33万亿翻到66万亿，消费从现在35%提到45%，那差不多是66万亿的一半，30万亿，现在是33万亿的35%，也就是11万亿，从11万亿到30万亿，中间有19万亿，有多少措施？像农民减税和补贴的政策，有二、三十个恐怕都不够，要有什么样的政策储备？所以，结构调整确实很难。
第三，改革。
结构调整真正的核心动力是改革，但是现在改不动。
我想用一个动作来表示对改革开放的看法。改革初期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步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迈出去，第二步是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历史传统的乡村管理，这是农村基层的政治改革。城市的改革也是两步，第一步是国有企业改革，恢复经济激励，包括奖金、利润留成。第二步是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是国企内部的政治改革，也是两条腿走路。1985年，经济改革在城市全面铺开，价格改革、开放特区、工资和劳动制度都开始改革，经济改革这条腿迅速往外迈。经济改革往前走，政治改革怎么迈出去？当时中央专门成立了政治改革领导小组，研究政治改革这条腿怎样适应经济改革的变化。因为当时虽然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但也出现很多意见，有句话叫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前滑，政治改革这条腿始终没有抬起来，就劈叉了，人就站不稳了，所以把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后抽，先站稳再说。后来改革的动力发生变化，开放带动改革，经济改革这条腿继续往前走。后来搞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保制度，都很艰难，但即使这样，两条腿之间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条腿就挂在开放的车上，人家拖着你走，正好还有一段高速全球化的发展时期。现在爆发了危机，全球化受挫，人家停下来了，讨论什么地方出问题，这一停不要紧，我们这条腿也放下来了，在很长时间内也不会走了。
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现在最大的担忧是改革乏力。现在全球都需要有新的方向和战略选择，需要新的勇气和决断。当然，不进则退，现在出现很多倒退的现象，包括对国进民退的讨论和疑虑等，好在这个评价体系在三十年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开放是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加入WTO之后，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开始成套地引进规则，WTO是一套规则，足球竞赛是一套规则，环保是一套规则，安全是一套规则，人权是一套规则，都引进来。这些规则背后的理念实际上是相同的，即公平、公正、透明等，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体系”。这两年在讨论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体系”，有人说没有，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为什么在奥运会期间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这都是很大的进步。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理念。公共事务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个错误的或者不合适的东西，就会很快受到舆论的批评，大家也会提出更好的建议。所以，方向和战略要搞清楚，这样才能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可惜现在还没有“改革学”，其实“改革学”比经济学要深刻得多。也许当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沉寂下来之后，这门学科就能出来。我曾经想，如果用现有的学科来定义“改革学”，怎么定义呢？其实它更像一个正在进行的历史学。中国有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应该再争取发展三十年，但是不能没有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