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到长安讲坛就中国的三农政策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
我们国家的三农政策，有两条底线，一条是要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第二条底线就是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农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的经营制度。
农村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项任务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另一项任务是促进农村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农村改革有一个难点，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质上是要实现农民向市民角色的整体转型，扎实地提高国家人口城镇化水平。今天主要围绕这5个问题给大家解说一下情况，谈一些观点。
关于粮食安全。我们作为13亿人的大国，怎么强调粮食安全都不为过。大家知道，粮食不但有食物的属性，还有能源的属性，有金融的属性，有人权、政治的属性。我们国家的粮食已经连续6年丰收，2009年粮食总产量是10616亿斤，这是什么概念？中国人均消费的粮食大约是395公斤，印度刚刚过300公斤，我们比印度要高得多。虽然现在老百姓吃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的粮食安全，这种供求的平衡，是脆弱的，是强制性的，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为什么是脆弱的呢？中国粮食生产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耕地稀缺，水资源的制约比耕地的短缺还要严峻。如果不保护基本农田和耕地，这种平衡随时会被打破。因为种粮的效益非常低，这个平衡还是强制性的。发展粮食对地方财政来讲几乎没有贡献或者说没有直接的贡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这就需要政府要强力的主导和强力的引导。如果我们对种粮的农民没有任何积极政策，对粮食主产区没有奖励政策，粮食的供求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我们国家粮食供求关系的平衡还是一种紧张的平衡。小麦，可以说不需要进口，国内生产的潜力、生产能力都很大。但是玉米，如果对燃料乙醇没有限制，放开玉米加工的话，玉米的平衡马上就会打破。大豆也算粮食，2009年国内生产的大豆只有1500万吨，进口4200多万吨，基本上越来越依赖进口。我们的稻谷，这些年来基本上可以自我平衡，如果不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保护特别是南方的稻田，这个平衡很容易被打破。我们强调粮食自给，更多是强调口粮要自给，国家最重要的口粮是稻谷。2009年全国稻米产量是1.37亿吨，就是2700多亿斤，中国人一年消费的大米2700多亿斤。过去30年全世界稻谷的贸易量没有超过3千万吨，就是600亿斤。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中国不对稻田进行保护，大量去搞开发，转变成城市用地，我们就得大量进口稻米。能不能买到我们需要的稻米？我给大家报一个帐，泰国是最大的出口国，一年就1千万吨；越南一年出口量不到600万吨。越南对稻田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到处都是开发区，每年占掉稻田6万公顷，越南的出口潜力已经很难挖掘了。巴基斯坦一年出口330万吨，美国一年出口300多万吨，印度一年出口200多万吨。“只要存在市场，中国人的粮食就是安全的”，这个观点在稻谷上根本不适用。稻谷生产的资源有专用性，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你价格再高也种不出水稻来。我们强调粮食安全不是要回到自己自足的老路上，我们最大的问题要确保稻谷的安全。
中国一年消费掉2700多亿斤大米，如果我们的自给率降到了80%以下，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米全买过来都不够我们吃的，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粮价上涨的一个推手，我们会受到全世界的指责。中国确保粮食自给也是对世界负责。当然了，我们不是非要自给自足。中国的老底儿只有18.26亿亩的耕地，随着工业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善，食物的消费水平还要进一步提升。尤其农村地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会消费更多的动物性的产品，我们要满足全面健康小康社会人民对食物的要求，光靠这一点儿资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积极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这也是我们中国农业政策的一个基本政策导向。
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23.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是16亿亩。过去20年，棉花的播种面积一直稳定在3.5，油料的播种面积一直稳定在8—9%，但是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减了10%。过去20年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是农作物结构的调整，种粮食的少了，蔬菜和林果大幅度增加。蔬菜播种面积增加2.2亿亩，林果面积增加1亿多亩。我们调整了20年的农业结构，也就是蔬菜面积增加2亿多亩，林果的面积增加1亿多亩。棉花要自给，油料也要自给，需求是刚性的，调整农业结构没有什么空间，调不动。如果棉花的自给率低于70%，一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最多时候300多万吨，相当于在国外使用了4千到5千多万亩的耕地面积。2009年我们进口食用植物油800多万吨，等于在国外使用5.6亿亩的耕地面积，两者超过6亿亩了。我们就整个农村土地资源来讲，进口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于使用了国外6亿多亩的耕地播种面积。所以说，这些年来我们制定农业政策提“两个积极”，一个是积极鼓励进口短缺的农产品，如棉花、油料。现在又提出来积极鼓励农业走出去，世界上还是有资源的。我去巴西考察，巴西国土面积是855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9亿人，农业人口有3300万。巴西全国现在还有1.5亿亩土地没有开垦。巴西农业部长讲，中国的米袋子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巴西。巴西的劳拉总统为什么支持率那么高？他提出零饥饿计划，从2003年到现在，劳拉给巴西58万个农村和城市没有就业的家庭分了4700万公顷的农地。我看了这个数据之后，就问巴西的农村发展部部长，是不是小数点点错了？那个农村发展部部长说没有点错。58万个农村和城市没有就业的家庭，政府给他分了4770万公顷的农地，平均每户达到80公顷（这在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农场了），在巴西这叫以家庭为基础的农场。政府把大的公司、农场荒芜的地征回来分给100公顷左右的小农场，土地生产率比大农场要高1.6倍。巴西1%的大农场占有40%的农地，而40%的小农场只占有1%的土地。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它的农业生产潜力大着呢。所以，作为中国农业政策第一条，一方面是要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时我们要积极的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要努力赢得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主动权，这是需要大家研究的。
美国期货市场最发达，现在全世界的农产品供求、市场信息，全部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说这个东西多了就多了，农产品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炒作的对象，农产物的价格很有可能要大起大落。中国要大量进口非口粮的农产物，国内市场难免会跟国际市场连在一块，也会受它波动的影响。比如说大豆，只要巴西、美国一欠收，大豆就涨价，我们在超市买的油就涨价，饲料也涨价，接着肉也涨价，这是全球化必然带来的影响。
第二点，中国农业政策还有第二条底线。为什么叫底线呢？就是这个基础是不能够被打破的，打破了以后，就像粮食安全一样会出问题，如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出了问题，作为13亿的大国，那是一个世界性影响问题。这条第二条底线就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条底线不能突破，要强化对农民、家庭土地权利的保护。中国过去30年的土地改革，农民最满意就是两项。第一项改革是70年代末，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民叫做“大包干”，土地是集体的，以家庭为基础交给农民使用。1983年中央说，土地使用权是15年，1993年中央又明确15年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2009年中央再次明确农民以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是“长久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我们给它起的学名，农民说并没有“联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个人得，哪有联系产量。现在我们把联产两个字划掉了，叫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
前不久，我见过南非的一个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他就问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responsibility是什么？农民有什么责任？我说现在国家的也不用交了，集体的也不用留了，全是农民个人的了，农民的责任就是把地种好，别的没有责任。我们叫做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体制，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很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基层政府在讲，要创新农业的经营体制，让公司成为农业的经营主体。我说这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我们放眼世界，找不出一个国家的农业经营主体是公司。有人说美国都是大公司经营农业，其实美国的农场85%以上是家庭农场，美国的家庭农场不需要注册，是自然人不是法人。美国有百分之十几是公司性农场，养老金、退休金方面有优惠，我也参观过这样的农场，绝大部分都是以家族为基础建立的，经常是老婆是董事长，丈夫是总经理，儿子是农业工人，就这么一个格局。家庭经营在农业经济学家里有这么一个共识，是农业生产上最适宜的经营方式。林毅夫教授博士论文就讲，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改革成功了？就是实行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林毅夫教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的解释，非常简洁，家庭经营内部监督成本是零。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过去搞人民公社，生产队队员干到地中间就偷懒了，生产队长不可能监督每一个人，监督成本太高。以家庭为基础来经营农业，丈夫不需要监督妻子，儿子不需要监督老子，不需要偷懒，不需要搭便车。有效率的家庭农业经营体制在人多地少的国家，是保障农民生计的一个基础，是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一个社会稳压器。绝不能够轻易说要把农业经营主体变成公司，把农民变成公司的产业工人，这是外行话，你在全世界找不找这样的例子。巴西的劳拉总统农村发展计划最成功就是建立小规模的家庭农业体制。我们最近去南非考察，巴西从2003年到09年有2400万人脱贫。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带着他最重要的一些助手到中国来学习，就是学习中国的家庭农业体制，也是把大地主的土地买过来，然后再分给这些小农场去，让没有就业的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建立小农场。
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搞不了大规模的农场。我们经常看到，一说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搞大规模的农场。巴西平均一个农场都是4、5千个公顷，相当于我们一个乡的规模；美国粮食主产区随便开一个农场都是1千多公顷。所以说很多人讲，中国搞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搞大规模的家庭农场，甚至是公司制农场。我们看一下东亚，包括日本、韩国，也包括台湾，东亚的农业现代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规模的农地集中是无法形成的。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都采取了限制资本下乡的政策，实行温和的土地改革，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资本下乡，防止土地重新集中形成大地主。有的人就跟我开玩笑说，城市改革成功不成功，就看能不能培养出新的资本家，农村改革成功不成功就看能不能培养出新的大地主。我们跟日本有过非常多的交流，日本农地政策一个核心的理念，“农地农有，农地农用”，过去50年的时间里禁止任何一般的企业到农村去买地，甚至租地。最近15年，日本在探索能不能放松一些限制，一些企业工商资本下乡呼声也很高，中国都允许很多日本工商企业到中国来租中国农民的土地种菜，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允许？日本的农地法有一个概念，叫“自作农主义”，这是农业政策基本的底线，农地归其耕作者亲自所有是最为适当的。到2009年，日本农业人口已经降到5%，他们修改了农地法，改成了促进能有效利用农地的耕作者活得农地权，农地农有不强调了。
2009年我去日本，去回答议员们关于农地法的修改的提问。他们问，日本坚守了50年才放松了资本下乡的限制，中国农业人口占40%，你们怎么能鼓励大型工商企业到农村去兼并农民的土地呢？大企业到农村不会种粮食，大企业一到农村，把地买过来，农民都成为了农业工人，大公司就控制了农村的运作，基层村民委员会，基层党组织越来越淡化了，基层的一套体系马上就稳不住了。他很善意的提醒说中国没有到这个阶段。我再讲一下台湾，1991年台湾的农地政策跟日本是一样的，1991年国民党才开始放开对农地利用的限制，允许农民买卖和转让土地。到了1995年不再坚持农地农有，一般的企业法人可以到农村去租赁土地甚至买卖土地。但是台湾仍然坚守农地农用，不能随便搞房地产，或者搞别的。在日本，到现在为止，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个仓储设置，自己用可以，出租给城里用就犯法。台湾、日本、韩国没有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盖楼可以卖给城里人的，是私有的土地，必须交很高的税，你的房子才可以转让。台湾允许农民买卖土地和土地兼并的时候，农业人口就业比例也降到10%了。事实上虽然台湾和日本都在探索允许土地流动，但是土地没有集中起来。
台湾一个农户平均1.2公顷，日本是1.4公顷，日本70%的农户土地规模小于1个公顷。中国每个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是0.6个公顷，90%的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于1个公顷。我发现只有埃及农户户均的土地经营规模比中国小。日本每户农户规模由0.8公顷扩大到1.2公顷用了35年的时间。
我为什么讲这么些数据，在这些数据背后，大家思考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些共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走不了美国化的道路；就土地经营规模来讲，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更走不了巴西的道路。巴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农场，几万亩地，另一方面是小规模的农场，是二元的农业结构。中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当中，最近几年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政府对土地流转是什么态度，说不允许流转就是保护落后。未必小农户都是落后。能不能反问，中国能不能避免日本的模式，走出全新的道路来呢？对于农地流转，我们的基本政策就是允许流转，政策是依法、自愿、有偿，我们对流转的政策是放得比较宽的，现在任何大的工商企业到农村租地没有限制，地方政府来张开双臂来欢迎。你到农村看，我这儿有1万亩的，3千亩的，你到日本、台湾根本看不到，我们对流转的限制是放的比较宽的。即使这样，我们应该明确，我们不要对搞大规模的家庭农场或者是大规模的公司农场抱太高的期望。
中国每个农户的土地规模即使扩大一倍，也只有1.2个公顷，在全世界还是最小的规模。我们搞到1公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比我们高100多倍。跟巴西比差几百倍。所以在今后我们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如果你允许鼓励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必然会有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甚至破产，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社会、政治方面的代价。至少在50年甚至100年时间里，中国小规模农地经营格局、家庭经营的格局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说，必须以这些的基础来构建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我们现在农业就业人口还占37%的背景下，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大资本下乡是太早了，东亚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时候就鼓励大资本下乡。
核心的问题是确保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或者土地使用权。农村改革以来，我们农业政策最核心的一定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由15年到30年，再到长久。农民的土地权力是不是充分看三个方面：第一是期限；第二权力的内容；第三农民行使权利的能力高不高，当他的权力受到侵犯的时候能不能得到保障。我们现在讲是长久不变，长久不变是多少年呢？有的人建议是99年，我看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写文章建议999年不变。这个权力永远是农民的，农民可以继承。
权力的内容是不是充分更重要。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讲要扩大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全能，因为现在农民承包经营权还不能买卖，也不能抵押，不能买卖，大家也不一定认为这个政策就是最保守的，应该马上改变的。比如说巴西的劳拉，把4700多万公顷的土地分给50、60万个家庭，她有一条政策，十年之内不能买卖，也不能改变农业用途。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都有这样的农地政策。中国还没有到允许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土地买卖、承包经营权的买卖有一些限制政策是必要的。俄罗斯1990年实现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但是俄罗斯到2000年的议会才通过法律允许农地可以买卖。现在农民的土地就是沉睡的资本，土地承包权抵押可以探讨，如果土地完全不可以融资的话，农民要得到贷款非常困难，但是也不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根本上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日本土地是私有的，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限制，农业土地可以抵押贷款，但是在日本农业土地经过抵押农地提供的贷款大约只占1%。我们调查日本农民是怎么通过农田抵押贷款的，非常吃惊，在日本农田抵押没有银行愿意要，因为处置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还需要创新我们的一些担保体系，通过建立一些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农民互相联保，通过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熟人的一些资源等等，这可能是更有效的一些手段。
另外，农民一定要有行使土地权利的能力。现在我们的农村改革改了30年，到农村问农民，你的地是谁的，农民的回答是五花八门。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了十几个省，入户问卷回收了1600、1700份，就问农民这个地是谁的，你的承包地是谁的，有的农民说是国家的，有的说是县政府，有的说是乡政府，有的说是私人的，有的农民就讲是谁的我不知道，肯定不是我自己的。
前两年，我们在全国选择了2749个村庄，问村干部，你们村里的地是谁的，只有60%的村干部答对了，说是农民集体的。你就问县委书记、县长不见得都能答对，说土地是农民集体的。《宪法》就是这么写的，很多人认为土地就是国家的，怎么能是农民的呢？所以，在土地问题上我归纳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定心，光说99年或者999年，如果农民还没有认知，没有用。第二句话，农地农有、农地农用，这就是中国的农地政策，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第三，家中有地，进退有路。大家知道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沿海地区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马上就回到农村去了。如果这2000万人回不到农村，如果金融危机还走不了，那要带来多大的社会问题？2003年SARS一来，北京有将近200万农民离开北京城，如果他们回不到农村，农村还没有地，那这200万人在北京呆上半年，北京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是说不让农民呆在城里，但当他没有就业，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他再没有退路，这个社会能够稳定吗？
现在我们一说让农民当市民，首先就盯住农民那块地，说农民进城有了工作，农村还有地，市民也没有你这样的待遇。你当了市民就应该把土地交出来，等于你拿土地换一个市民户口，拿土地换一个保障等等。我们一定要明确，土地是生产要素，是农民维持生机的一种基本保障，土地更是农民的一种财产权。我们学经济学的，对这个问题不会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怎么可以说我当了市民，我享受了城市的公共服务，我就必须把土地交出来呢？这是对农民权利的一种侵犯。说白了这样一种观点根本没有把土地看作是农民的一种财产权。
这是两个底线。中国的“三农”政策，中国的农村发展有两项重大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高农民的购买力。200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多少钱呢？5153元。2009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多少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3：1。1978年改革之初这个比值是2.6：1，1985年这个比值是1.86：1。越是落后的地方城乡差距越大，贵州现在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个省份，那里的城乡收入之差是4.2：1。我看到很多预测，如果按照过去十年的城乡收入的增长速度，我们再往前推十年，推到2020年，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促进农民收入更快的增长，到那个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之比有可能达到4.5：1，甚至更高的比例。
农民增收靠什么呢？我们说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空间。现在农民的收入5153块钱里，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占到40%，接近41%。2005—2009年过去四年，农民增加的收入里46.7%是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2009年中国收入增加里面有52.9%是来自工资性收入。可以说没有工资性收入增长做支撑，农民收入就不可能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速度。有人说靠政府给补贴呢？到底中国有多少农民呢？我们有三个概念，县以下的，除了县城以外，基本上都算农民的话有9.5亿。有人说9亿多农民，指的就是乡镇和村庄，都叫农民。第二个概念是户籍的概念，户口在农村的就算农民，有8.2亿。还有一个概念，只要在农村离开村庄6个月以上，你到城市去了就不算农民了，你就不算农村的常住人口，算城镇的常住人口。按照这个概念中国农村还有7.5亿常住人口。按户口来补的话，8亿多农民，一个农民发100块钱，那就是800亿，一个农民发1000块钱，那就是8000亿，2009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只有7253亿，农民从政府这儿享受的各种补贴收入人均是160块钱，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也就3%稍微多一点。如果大幅度提升农产品价格，大家又担心CPI太高，补贴又不能给太多，也没有能力给太多。所以，农民增收靠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靠促进农民转移就业，还是要靠不断的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议论，这往往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全面短缺。有的认为现在中国不是出现民工荒了吗？哪有剩余劳动力。第一，农民转移就业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力还有2.95亿，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37%。如果按过去5年的速度，到2015年这个比例可以降到30.5%。降到30.5%需要转移就业多少人呢？4500万，一年还要解决900万人的转移就业问题。 “十一五”的头四年，每年转移农民就业的人数是1181万人。所以，中国不可能在农业就业比重还高达37%的时候，就出现劳动力的全面短缺，这是一种虚幻的表象。我们在报告里不是用民工荒这个词，是用招工难。每年中国农村还有4、5百万新生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只要他愿意干，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把这4、5百万人都解决了，没有问题。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什么呢？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尤其是农村妇女。她不是劳动力的剩余，是劳动时间的剩余。这些人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人，农村还有地，出不来，背井离乡外地打工很难，成本很高。
我们研究一下台湾、日本、韩国，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企业在城市招不到工人了，因为他们的工业化已经把剩余的青年人用光了，下一步的就业需要为中年人提供就业机会。日本到了70年代以后，像本田、三菱很多企业，把零部件分包到农村去，这样就有利于日本的中年农民、老年农民就业，等于住在农场，到工厂里上班。中国的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这个现象了，到那些乡镇、县的农业加工企业去看，雇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人。前不久我到三河去看国内现在最大的一个奶牛养殖场，有5000头奶牛。在奶牛场上班的没有一个是40岁以下的，挤牛奶的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小伙子也不愿意干，年轻的女孩更不愿意干。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招工难，第一是结构性的，过去30年，中国工业化、城镇化，80%的农村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村。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到中国宁夏一个很穷的叫盐池村子里调查了一天，他说中国的农村人口结构和战争年代的人口结构完全一样，农村只有妇女，只有老人，只有小孩，他很惊奇每家每户还有一部手机，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要用手机保持联系。
第二，技能性的短缺也是一种结构性矛盾。现在沿海产业升级，需要技术工人根本雇不到，全面短缺。
第三，你到沿海看一看，招不到工人的企业都是比较脏的、比较累的、比较危险的，尤其是工资报酬比较低的普通岗位。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农民工不愿意干，他要用脚来投票。有些活他想干，干不了。这也是招工难背后的一个真实的原因。
这几年中国农民的收入还能够保持增长，主要是靠农民工的工资提高来支撑。2004年我们到广东佛山去调研，调查一下过去十年中农民工的工资涨了多少，把很多企业的工资档案翻出来看，当时有一个重要发现，在2004年以前的十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出来打工跟21世纪初出来打工，考虑物价因素的话，儿子跟老子挣的一样多。这几年由于招工难，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农民工的工资开始涨了。2004年农民工的月工资是872元，2009年是1400元，平均的年增长速度12.9%。农民工的工资还会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势头，这不是说是政府的意愿，不是专家、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人的主观愿望，将来市场的力量会推动农民工工资趋势性上涨，当然也不一定每年都涨那么大部分。现在农民工的工资1417元，首先他不是一年干12个月，一年平均的工作时间不超过10个月，如果不愿意加班，一个月只能挣800元。如果你愿意加班，一个月可以挣到1500、1600元。
农民工的工资是裸工资，我记得有一个领导去问一个农民工，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他说我的工资就是裸体工资，一个月给你1417元，别的没了。城里人还有五险、六险，六险全上的话，在城市国有企业的职工要占到基本工资的40%以上。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字，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只占7.6%，缴纳工伤保险的只占21.8%。交医疗保险费的只占12.2%，交失业保险的占13.9%，交生育保险的只占2.3%。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用农民工的企业没有给农民工支付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两年以前樊纲有一篇论文，算了一笔帐，不很精确，是一个大数，说广东农民工有3000万人，每雇一个农民工，跟雇一个城市职工相比可以节省6000块钱。农民工的裸工资这么低，没有办法在城市里定居，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经济学家所讲的，是在靠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来换取我们出口的增长。这样一种出口的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怎么样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光涨工资不行，没有技能不行。现在市场上需要的是有技能的工人。所以，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要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大家都愿意让孩子上普通高中，将来考大学，大学一上，欠了一屁股债，毕业以后又找不到工作。现在有些地方大学生的工资还不如农民工的工资高。中国现在有条件、有能力加快在农村普及高中教育，要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如果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一个初中的水平，我们能创造什么？
日本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就是他写的，很多大学学经济学的都读过他的书。他给我一本他的著作，这本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叫《追赶》。日本在过去一百年是怎么追赶美国的，他这本书的结论就一句话“教育的赶超要优先于经济的追赶”。1890年日本就开始搞6年制的义务教育，二战刚结束日本就开始搞9年制的义务教育，到1960年日本的高中入学率达到了60%，到1970年，超过了80%，到1974年超过90%。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中期，日本在城市和农村完全普及了高中教育。现在中国农村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只有50%左右，处在日本1960年、1950年的水平。所以，在“十二五”和“十三五”今后十年，中国应该有这个财力来加快普及农村的高中教育，尤其是农村的职业教育。
农村发展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快发展农村的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这些年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确实出台了一些好的政策，真正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比如两免一补，农村学校免除学杂费、课本费，对寄宿制的学生给予补贴，一年的财政投入就6、7百个亿。再比如说，我们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现在已经开始在农村全面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政府每年给农民补助120块钱，农民个人可以掏最低20块钱，农民得病以后住院可以得到补助，甚至农民在门诊看病、得小病也可以得到补助。2009年给农民的补助是645个亿，住院的补助是546亿，门诊的补贴是79个亿。这个政策农民还是非常欢迎的，当然有些地方搞的新型合作医疗，到门诊看病也贵了，住院也贵了，那是一个监管的问题，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让农民干什么都自己掏腰包。我们前些天调研，农民最怕三个大，第一是怕大灾。第二是怕得大病。第三，怕进大学的门。一般一个农民的孩子进了大学，这一年得一万多块钱，四年得五六万块钱。种地多少年能种出那个钱来呢？
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农村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009年覆盖了4600万农民，每个农民每个月享受低保可以拿64元。这个政策也是对的，有些地方采取抓阄的方式，有的地方有钱的人有低保，这都是一个落实的问题，这个政策总体是没有问题的，城市有低保，农村没有低保是说不过去的。
再比如，从2009年开始我们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到2010年4月底已经有5199万农民交了保费，已经有1633万农民有了养老金。这个政策好在哪里呢？你只要参加养老保险，60岁以上不用交费，到了60岁每个月可以领55元的政府补助，政府给每个参加的人每个月补55块钱。这个标准比低保的标准还要低，但是今后会逐步提高的。这些年农村的水、电、路、气都有很多变化。
我们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这个口号说到农民的心坎上了。中国30年农村改革，第一是土地大包干。第二是取消农业税。第三个方面农民最欢迎的就是教育免费、看病补助、养老补助，公共财政开始覆盖农村这一系列政策。我们在基层调研，有的基层干部开玩笑，现在公共财政的阳光还没有照到我们这儿，公共财政的激光照过来了，意思是公共财政投入太少，还没有看到阳光普照。公共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2009年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增了12%，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了21.8%，达到了7253亿。但是我们不能光看速度，不能光看绝对数，我们更要看比重，还要看口径。财政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口径学，我们一般的外行搞不清。比如财政用于水利的支出一年660多亿，不能算在农民的头上，大江大河的治理城市也受益。用于气象的投入也算农业投入，也不能都算农民受益。看比重，7253亿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0%。
有一个研究报告，讲中国政府实际收入有多少，除了6.8万多亿以外，土地出让金还有1.69万亿，社会保障统筹部分还有6、7千亿，各种基金收入后又6、7千亿，政府造币的收入还有几千亿，没有列入到预算里边来等等。2009年政府财政收入按照国际口径是9.7万亿，中央财政用于财政支出才7253亿，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条政策就强力推进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保障水平，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怎么样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是需要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的“三农”政策，当然不完全是“三农”政策，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难点是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民向市民的整体转型。中国的城镇化到底有多高呢？我看到很多测算、很多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2009年中国人口的城镇率是46.6%，这个数也是估计出来的。我们的人口普查十年搞一次，千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是五年搞一次，每年要算城镇化率。我看到有一个省要求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要统计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只能说把统计部门、公安部门叫来凑一凑，凑出一个数，大家也不要太在乎，2010年的城镇化率提高了一个点，2009年提高了一点三个点，这里边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以改变的。
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我们对城镇人口的口径统计方法做了调整。农民如果离开农村连续半年以上，来到城里居住、打工、就业，就是路边卖菜的，就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他不是户籍人口。2000年以后我们就这么定义我们的城镇人口。过去3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了4亿多， 2009年超过了6亿，这6亿城镇人口当中，在城镇居住超过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有1.7亿。也就是说现在这6亿城镇人口当中每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不是户籍人口，但他是常住人口，主要就是农业转移人员。如果这些人不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4%。但是大家要非常清楚，这1.7亿人绝大部分没有市民的存在感，就像我到清华，我一年来住6个月，没有存在感，更没有归属感，因为我不是清华的人。农民说我不是城市人，我家在农村，你们都把我统计为城镇人口了，他也没搞明白。
为什么说我们的城镇化确实有被高估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没有均等、全面的享受城镇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城镇化，我们不说它被高估的话，起码说我们的城镇化是夹生的，是不彻底的，是拖泥带水的一种城镇化。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是严重滞后。道理很简单，我们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制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要扩大内需，作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呢？在城镇化。我觉得最大的内需不在农民，而是在城镇的现代化，在农民的市民化。为什么不会在农民那儿呢？我们2009年实行家电下乡，我看最初有的部门估计三年要实现9000亿的销售额，2009年实际上只卖掉673亿，中央财政补贴了大约75个亿。2010年一季度家电、热水器、摩托车、汽车下乡，也就卖掉了不到400亿，一个月100多亿，三年让农民掏9000亿来买家电，那是太不了解中国农民了，他还没富到那个地步。说补他13%，老外不要，老农就抢，没那个事，农民的消费也是理性的。城镇化包括农民的市民化，也包括城镇的现代化，这是中国最大内需之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大约要超过9.3亿，城镇化率将达到67%，中国起码在今后20年的时间里，还会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30年将会达到9.9亿，麦肯锡的预测，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30年肯定要超过10亿，甚至预测到2020年就达到9亿多了。
预测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农民不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他有流动的活性，尤其是年轻人，他一定要离开土地，他一定要离开农村，一定要到城市来享受，追求新的生活，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的趋势。但是如果说农民进城了，我们还把他看作是农民，不把他看作是城里人，把他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又不给他市民的待遇，那么中国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一种三元结构，即农民、市民、夹在农民跟市民之间的农民工。厉以宁教授说“农民工”这个词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近代工业大家都知道，在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的第一批近代工业就在广州、天津、上海建立起来了，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就来自于农村，那时没有把他叫做农民工。厉以宁教授就反问，怎么现在改革开放了，都是产业工人了，还叫他“农民工”，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他应该就是产业工人。
2009年我去山东一个企业调查，总经理就说，我这个企业里有5、6百工人，他们根本分不清谁是农民工，谁不是农民工，农民工这个词是你们专家学者和政府学者给戴的帽子，是一个歧视性的叫法。中国的城镇化最需要解决的，是实现进城的农民由农民角色向市民彻底的转型、整体的转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政策。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我们讲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农民向市民的转型有没有基础？应该说它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过去农民外出都是一个人出来，现在举家外出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举家外出的农民已经有2800、2900万人，占到整个外出的农民工的20%以上。2009年有一个很大的调查，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平均的年限5.3年，在城市居住超过10年的将近占到了20%。我们讲到进城的农民向市民角色彻底转型主要是指80后以后出生的，特别是9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人生长在城市，或者出生在城市，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已经基本上城市化了。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我们组织了一百多位研究生、大学生回到他自己的村庄进行一个社会调查，看看金融危机以后有多少人回来了，他们还想不想回去。可以说结论是一致的，金融危机一来，这些人很快就回到农村去，没工作了。但是他们在农村呆了几个礼拜就呆不惯了，天天想着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走，又就可以回到城市打工。农村虽然吃着新鲜的蔬菜和粮食，虽然享受着田园的风光，但是他还留恋着城市，城市可以洗澡，可以上网，有卡拉OK，有酒吧，农村都没有。有一个领导跟我讲，第一代农民工饿着肚子进城，只要有工作干，再苦、再累、再脏、再危险、工资再低他都干。第二代农民工不会长期承受或者忍受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等不起。
我曾经讲过，“农民工”的帽子第一代农民戴了，第二代农民工再戴上20年，第三代还让他们戴着吗？祖孙三代都戴着农民工的帽子进城？我们一定要让第二代，90后以后的这些农民工尽快把农民工的帽子摘掉，进了城就是市民。没有饿过肚子新生代农民工，体会不到吃饱饭是一种幸福，他现在吃饱肚子没问题，真让他们饿肚子，他也回不去了，他就可能闹了。
农民工向市民的转移，首先要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工伤问题、看病问题等，这些都是跟农民工最关心的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天大的问题。比如农民工的住房，这不是天大的问题吗？中国搞城市化还有20、30年的路，我们说扩大内需，城市房子这个疯涨，农村人口怎么到城市来定居？不能让第一代人、第二代人都住地下室，不能都让他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就像国外的贫民窟一样的地区。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帕金斯教授两年以前到北京开会，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有一个演讲，他说中国最大的内需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移民的住房问题。他算了一笔帐，中国现在有2亿人在城里，包括小城镇，将来还有3亿、4亿人要进来，他说起码有1亿个家庭要在城镇买房子，他算了一下，平均一百平方米，按当时造价大约是26万亿的需求。他说你们应该研究一下你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公积金政策、信贷政策。如果能够有一个国家级的规划，有一些顶层的政策设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每年中国的GDP增长一两个百分点没有问题，不用过度依赖出口。我跟帕金斯教授讲，你的这个判断非常有远见，而且旁观者确实看得更清。农民工关心的不是户口，全国14个省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但是大部分地区这种改革是形式上的，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户口只是一种形式，农民工最关心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市民的待遇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先给农民工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等到户口没有价值了，我们随时宣布取消，就像当天我们宣布取消粮票、布票一样。我们表面上宣布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但是进城的农民发现转型之后他还是二等公民，就说明我们把城乡的二元结构完全辐射到城市里来了。
总之，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不能就农业讲农业，就农村讲农村，农民不减少，农民不实现向市民角色的转型，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