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邀请。
今天讲的题目是“危机之后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是有调整的，而且调整会越来越快。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因为人的天性，人能感知冷暖悲欢，但是在感知重大历史变化时，往往比较麻木、迟疑。当年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电台把节目停下来插播这条新闻，结果收到很多听众的抗议和投诉，有人说正听着球赛呢，还不知道哪个球队赢，怎么突然就停了。
中国现在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出现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犯了错，不得不调整，但首要原因是别人犯了错，犯错之后在调整，调整的时候走了我们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了，所以我们也只能调整。首先看一下别人犯的错，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回顾一下过去3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看一看我们在2010年所遇到的问题；最后，展望一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变化。
美国金融危机从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了，可是前几天我到一所很有名的学校给学生做报告，主持人是该校经济学院院长，我说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位院长马上纠正，说你好像说错了，是2008年。我说，2008年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爆发的时间是2007年。希望你们听了这个报告之后，比那位院长更聪明一点。
美国金融危机在2006年年底就已初现端倪，美国南部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泡沫开始崩溃，房价开始下跌，但那时我们以为只是一场房地产危机。到2007年上半年，很多发放房地产贷款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问题，美国排名第二的发放次级按揭贷款的金融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在2007年4月宣告破产，于是房地产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这时大家认为，这些房地产贷款金融机构出在发放贷款的时候不谨慎，把贷款提供给信用评级不好的次级贷款者，这是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到2007年8月，我们突然看到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在联手救市，包括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中央银行、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银行等。可以确定，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在2007年下半年的时候，如果有人说美国出问题了，中国可能会受到影响，没有人会在意。2007年10月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给我出的题目是“次级贷款危机”，我讲到了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当时在座的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和官员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第一，那是美国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不相信美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政府官员骨子里都是崇拜美国的。你说越南出问题了，他们信。你说日本出现金融危机了，他们犹豫一下，可能也会信。但是如果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他们不信。结果是，不仅美国出了问题，而且金融危机让很多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着一张地倒掉。
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再度恶化，因为雷曼兄弟在货币市场上发行了大量短期债来融资。在美国，企业如果需要资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银行贷款，而是在短期货币市场上发行短期商务票据来融资。美国的这些大公司，不管是给员工支付工资，还是购买原材料，包括信用卡的工资融资，都是在货币市场上融资。过去货币市场上的钱很多，流动性很充足，所以雷曼兄弟大量地在短期货币市场融资。但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大家突然意识到，发的那些债现在都还不了，货币市场上也有风险，货币市场上大量的流动性一夜之间都没了，去哪了？都到更安全的美国国债市场了，因为唯一可能不会破产的是美国政府。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美国国债收益率为负，你借钱给美国还得倒贴利息给它，因为大家都很恐慌。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企业的破产率只有正常年份的1/3，这些企业都经营得很好吗？不是。是因为过去几年的流动性很充足，很容易借到钱，出现问题之后，企业借钱就能解决问题。巴菲特说过一句话，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谁没有穿泳裤。现在退潮了，货币市场没有钱了，我们一看，都没穿泳裤。通用汽车要破产，福特汽车也要破产，为什么？破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钱了，通用汽车在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公司账面上的现金只够花两个星期。由此，金融危机又演变成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在不断蔓延，但是在2009年—2010年，有一段时间感觉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了，美国经济强劲反弹，欧洲经济也在强劲反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各国都在采取经济刺激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
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ogoff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这一次不一样了：过去800年来的金融危机》，他在文中回顾了过去800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最后总结出一个规律：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首先是银行危机，银行破产之后政府就要出手救市，然后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所以银行危机就变成主权信用危机。当政府开始救市的时候，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经济开始复苏，好像这次金融危机跟上一次的不一样，没有上一次那么严重。大家注意，当你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是你犯错误的时候，而且是犯大错误。中国股票市场上那些犯错误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指数从3000点开始上涨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认为有泡沫。涨到4000点，还是担心泡沫破灭。突破5000点，涨到5900点，他们开始下定决心，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然后进去了。凡是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是离出事不远了。
很快，到2010年，金融机构的危机变成主权债务危机。最早是冰岛破产，由于之前冰岛的银行在其他国家（荷兰、英国等）快速扩张，最后也导致这三个主要银行破产，导致在荷兰和英国银行的存款者血本无归。
2009年年底，迪拜开始出问题了，迪拜在盖世界第一高楼的时候，有一个国有企业说现在没钱了，暂时停止还款。大家突然意识到，国有企业也会破产，政府也会破产，于是开始关注主权债务危机。
但真正出问题的不是迪拜，而是欧洲国家，最早出现在希腊。希腊是一个靠近地中海的国家，是一个拉丁文化的国家，拉丁文化就是及时行乐，所以他们天天喝啤酒、晒太阳。希腊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天天想过亿万富翁的生活，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在2007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希腊过度的财政赤字提出警告，希腊说没问题，保证到2008年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降到4%。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恶化，各国都在往金融体系里砸钱，都在救市，希腊也不除外，所以财政赤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扩大。在希腊的财政赤字扩大之后，欧洲出现一个内讧。欧洲国家开始吵架，说希腊不行了，都是他们寻欢作乐造成的，我们不救他，凭什么德国人辛辛苦苦地工作要去救希腊人。
不救的结果就是希腊的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被不停地调低，最后德国也慌了，因为也受到影响。很多欧洲的金融机构都持有希腊（还有其他南欧国家）发行的欧元债券，如果希腊的信用评级被评到垃圾级的话，这些债券就没有用了。过去可以用这些债券向欧洲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现在不行了，所以这些银行的资产质量马上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欧洲开始救希腊，先给1千亿欧元，但后来发现出问题的不仅是希腊，左邻右舍都出问题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有问题，欧洲就开始慌了，说现在拿出7500亿欧元来救欧洲五国，即所谓的“光猪五壮士”（五国英文字母的缩写，PIGS）。但是，还会不会有“光猪六壮士”呢？这个多米诺骨牌的后面一张是谁呢？不知道。比如英国，英国的情况不比这些国家差，英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在救助金融机构方面花钱最多的国家，而且英国没有别的产业，只有金融业，所以金融业突然崩溃的话，上哪去找足够的现金流收入来还债？所以英国的问题也很严重。
比英国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只有40%多，现在上涨到80%，很快就要超过100%，美国还在以每年1万亿到1.5万亿的速度发行国债。美国不像欧洲国家，在欧洲国家（除了南欧这样的财政赤字国）中，德国的情况还不错，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错，而美国不仅有大量的内债，而且还有外债，所以问题就很严重。
美国的债务危机该怎么解决呢？过去是发行债券，除了中国，德国、日本也都在购买美国的债券。现在德国没有能力了，因为要救南欧的兄弟国家，日本经济也在衰退，只剩下中国。可是中国已经购买了很多美国债券，现在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5万亿美元，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办法。在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至少70%—80%是美元资产，如果抛售美元，美元将会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贬值，我们也会马上赔钱。如果不抛售美元，继续持有，美元将缓慢贬值，我们也慢慢赔钱。
在世界经济史上，有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情况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就是20世纪初的法国。当时法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英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担心英镑贬值的时候，法国的央行就开始抛售英镑。由于法国持有的英镑太多，所以当法国抛售英镑的时候，英镑的快速贬值对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法国财政部被迫在外汇市场干预英镑汇率，不让英镑贬值。法国财政部长也因此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勋章。也许用不了很长时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获得美国国会授予的骑士勋章。
美国解决财政债务问题有几个办法。第一，压缩他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这个办法基本上行不通。举个例子，我们劝一个大胖子减肥，告诉他减肥之后可以恢复苗条的身材，他不会听从劝告，因为他没有这个意志力，也没有这个决心。第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通货膨胀。但是有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有20%—30%的国债与通货膨胀挂钩，所以财政赤字货币化非但不能完全消除债务负担，还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信号。德国当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结果。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但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要承担损失。
中国现在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明年达到3万亿，怎么办？再过两年，达到5万亿，怎么办？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的六十年，我们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工业化，我们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要工业化？第一，工业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第二，更朴素的理由是，如果实现工业化，我们想造什么就能造什么，想造飞机就能造飞机，想造坦克就能造坦克。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用计划体制来搞工业化，搞重工业化。在“一五”和“二五”期间，重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比苏联在工业化鼎盛时期的比例还要高。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一个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重工业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对创造就业机会没有贡献。而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户籍制度把人口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对于农村户口的这些人，我们是不管他们就业的，只管城市户口的就业。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从表面上看，这是个政治运动，实际上是城里没有就业机会了。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想模仿苏联搞集体农庄，像建设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都是这种模式。后来财政部算了一笔账，要搞集体农庄，至少得有一点基础设施建设，盖宿舍、拉电灯，这些都要花钱，成本太高。邓小平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知青返城。这一下可不得了，本来城市里有750万待岗青年，现在又回来1500万知青，都没有工作，一度出“群体性事件”。当时如果把这些人都放到国有单位，要付出的成本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倍。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改革，出现了乡镇企业，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我没有想到的，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革呢？是被逼出来，没有办法，必须改革。日用的工业品我们都能生产，尽管质量不高，但总比没有强。在这一时期，我们通过改革来搞工业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能说是成功，因为生产出来的都是质量很差的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的面貌，有这么多农民工，这么多的外资，中国有这么大量的出口，这一切的发生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是在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
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什么变化呢？第一，对外开放。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第二，全球化的变化带来国际分工的变化，过去的分工是产业间分工，国际贸易是产业间贸易。薄熙来同志在任商务部部长的时候说，中国生产裤子，欧盟生产飞机，中国用8亿条裤子换欧盟1架飞机，这是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在的国际分工是产业内的分工，国际贸易也是产业内的贸易。
过去的生产方式是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要生产一辆汽车，有的车间生产发动机，有的车间生产轮胎，有的车间生产座椅，最后在组装车间完成组装，这是一条流水线。而现在的生产方式不是流水线的方式。比如笔记本电脑，没有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可能芯片在美国生产，主板在日本生产，显示器在马来西亚生产，鼠标在越南生产，组装在中国厦门完成。这是一种“搭积木”的生产方式，部件可以分拆，在世界各地生产，最后组装起来。这就意味着，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加入国际分工。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产业，至少有一个生产环节可以放在中国。
由此，中国突然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工业化的梦想，在计划体制的三十年没有实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没有实现，却在刚刚过去的短短十几年间突然实现。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一些问题。吴敬琏教授的“微笑曲线”就说我们处在附加价值最低的装配环节，郎咸平的“非常6+1”认为，我们就是那个“1”，也就是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低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成功中蕴含着失败的种子。我们生产了很多东西，然后出口，形成贸易顺差，积累了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会这么多？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吗？不是。中国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也很便宜，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出口呢？可以卖给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卖给中国人？挣美元是挣钱，挣人民币就不是挣钱？很简单，中国人买不起也买不完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所以我们把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送到美国，让美国人消费。为什么我们买不起、买不完“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储蓄率大于投资率。
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因为我们感到不安全。中国是一个重视孝道的国家，《二十四孝图》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百里负米”，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在外面当官，挣到了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他舍不得吃，走了百里路，背回去给父母吃。还有一个故事是 “乳姑不怠”，说的是婆婆生病吃不下东西，媳妇每天给她喂奶。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中国过去靠家庭来养老，现在已经不行了。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出现很大变化，本来正常的人口结构应该像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底部很大，也就是说，年轻人应该很多。但是现在这个金字塔的底座逐渐被侵蚀，我们将很快进入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而养老保险体制尚不健全，怎么办呢？靠孩子养活是不可能的，靠单位和社会养老也不行，所以只能自己储蓄为养老做准备。另外，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医疗保险体系也不完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了孩子的教育，都需要储蓄。钱都存起来了，拿什么去消费？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消费，中国的消费率低是因为储蓄率太高，而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消费不足，政府没有掏钱把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社会保险体系建立起来，这些都要私人掏钱。
由于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我们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并没有用于消费，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还是一个资本流入国。尽管中国人很穷，但也并不缺钱，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存起来的钱都用于国内投融资。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向别人借钱呢？我们借钱的方式是引进外资。表面上看，外资进入中国，建设工厂，雇佣工人，缴纳税款，生产产品，好像我们不需要支付什么成本。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只要用了别人的资源，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向外资支付的利息，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按照世界银行的调查，在华外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5%，美国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20%。想像一下，一个穷人用15%—20%的利率从富人那里借到钱，而且自己并不缺钱，还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要对外投资。贸易顺差国一定是一个资本流入国。日本、沙特是贸易顺差国，他们都要对外投资。我们也要对外投资，通过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绝大部分是购买美国的国库券，而美国国库券在正常年份的收益率也只有3%—4%。一个穷人用15%—20%的利率从富人那里借到钱，然后再用3%—4%的利率把钱贷款给那个富人，而且富人还不一定还钱。
所以，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错配和福利损失，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全球市场萎靡不振，出口的前景不容乐观。我们可以让人民币贬值，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出口继续增长，但这样会使中国会变成孤家寡人，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孤立，遇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后难以为继。
现在反对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中国和美国之间不会爆发本质性的冲突，因为美国以服务业为主，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两国经济高度互补。要注意的是，欧洲反对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竞争。欧洲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意大利出口服装，中国也出口服装，德国出口汽车，中国也开始出口汽车。中国出口越多，反对中国的声音越大。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成功地跟美国穿上了一条裤子，现在脱不掉了。美国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了一个单词——Chinamerica，叫做“中美连体婴”，形象地说明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我们在经济上和美国绑在一起，但在外交、军事等方面是独立自主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分裂”。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如果只看今年的情况，我们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假象，认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今年的GDP增长速度一定很快，因为通货膨胀已经抬头，经济开始出现过热。“民工荒”的出现是一个最明显的信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非常自由的，一旦农民工市场上出现短缺，这就意味着经济出现过热。
有些官员说，不用担心，价格上涨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蔬菜价格的上涨，一切都在控制中，蔬菜价格上涨也是暂时的因素。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在蔬菜价格上涨中，50%以上是由于成本推进，包括农机的价格、化肥的价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由于经济过热，农民都去沿海打工，农业劳动力少了，所以蔬菜价格开始提高。如果是成本推进的价格上涨，蔬菜价格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猪肉价格也在上涨，过去没有上涨是因为储备了一些猪肉，但不能把猪肉一直冻着，当储备用完之后，生猪存栏无法补充，最后导致价格上涨。
有的学者说，现在通货膨胀率只有3%—4%，我们不要恶性的通货膨胀，只要温和的通货膨胀。问题在于，一旦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4%，通货膨胀预期就会加大，到时候再去治通货膨胀，成本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一直讲，要加息就早加息，早加息比晚加息要好，可以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政府对通货膨胀是非常关注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等到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候再出台紧缩政策就晚了，可能带来的损失比现在更严重。
由于通过膨胀会带来很大影响，所以政府对通货膨胀很敏感，非常谨慎。但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怎样处理。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中国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房地产的周期，这就很麻烦。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房价会上涨，有很多理由，比如中国的土地稀缺等。中国的土地真的很稀缺吗？如果真的稀缺，为什么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政府会以零地价把土地转让给一个跨国公司，让他们在这里生产汽车呢？因此，土地并不稀缺的，稀缺的是用于住房建设的土地，土地资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如果是地方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那土地价格当然要上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一定会上涨吗？香港、东京、伦敦、洛杉矶、旧金山，这些都是大城市，香港房价曾经下降50%，东京房价曾经下降60%，伦敦房价曾经下降40%，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房价已经下跌30%，据说还要下降10%，那么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一定会下跌吗？当然会，是泡沫就一定会崩溃。所以，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赚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房之后赶紧找到一个比你更傻的人，把房子卖给他，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糟糕的投资策略是，购买并持有住房，等着把这套房留给子女，或者等到年老的时候卖掉用于养老。不要忘了，再过十几年，中国将进入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孩子们长大后不缺房，每人手里都有几套房，自己住一套，剩下的怎么办？卖掉。卖给谁？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人人都有几套房，都等着要卖掉。有人说，可以卖给进城的农民。但是，在北京和上海，按照城市人口的需求建造的商品房，农民买得起吗？买不起。
为什么要关心房价？很多人说关心房价是因为买不起房，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已经有房了，只是买不起更好的房。一些人买不起房，本来也不应该买房，应该先租房，然后买房。因此，我们担心的并不是高房价，而是过高的房价总有一天会下跌。如果中国的房价下跌，银行体系会首先出问题，按揭贷款出问题，对开发商的贷款出问题，对地方政府的贷款也出问题。由于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一旦房价下跌，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影响，所有的家庭也会受到影响，这时候中国就开始出问题了。为什么要调控房价？举个例子，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如果不控制火情，整个森林都会被烧掉，我们先放一把火，烧出一些隔离带，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灾情。如何更好地调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改变现在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假设我们成功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把价格控制在合理区间，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由于流动性太多，如果把房地产市场打压下去，中国的股票市场就开始上涨；如果把股票市场打下去，其他投资市场又会上涨，像前一段的绿豆价格上涨、大蒜价格上涨，按下个葫芦浮上个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开放服务业。中国的消费率低并不是消费太少，而是服务品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太低。由于供给少，价格高，质量差，对服务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造成服务供给太少的原因，是主要的支柱性服务业都被政府垄断或者过度管制。
举几个例子。中国的铁路投资不足，人均铁路里程只比一根香烟长一点。铁路投资不足的原因很简单，铁道部负责对铁路的投资，他说没有钱，我有钱想修一条铁路，行不行？不行，铁道部不同意。医院每天排长队，这说明医疗服务供不应求。既然医院这么赚钱，我也去办一个医院，行不行？不行，卫生部不同意。大学也很赚钱，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有问题，大学生在学校没有学到有用的技能，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办个学校，教他们有用的东西，让他们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行不行？不行，教育部不同意。银行业很赚钱，我也去办个银行，行不行？不行，人民银行、银监会不同意。
有开放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发展。中国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不行，餐饮业、酒店业就做得很不错。这些行业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放，有了开放就有了竞争，香格里拉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酒店，才知道怎样建宾馆。现在服务业开放不足，在很多行业，不管外资还是内资，都进不来，到最后就是死水一潭。我们守着服务业这个金矿，但是没有开发，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但是，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因为原来的路已经走不通。中国至少需要10—20年的经济增长，政府要培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未来的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城市化。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城市化已经搞了很多年，北京和上海已经变成这么大的城市，天天堵车，房价居高不下，不能再搞城市化了。恰恰相反，中国的城市数量很多，但是规模都不行，因为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去推进城市化。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推进城市化，会带来很多新的增长的源泉。
第一，规模经济。当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之后，城市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平均提高20%—30%，因为有规模经济，招人更容易，获得原材料更方便，专业分工更细化。第二，城市是一个创新的源泉，因为大学在这里，人才也在这里。第三，结构调整会出现在城市。中国的制造业很发达，但是服务业很落后，怎样发展服务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高，城市就会被迫发展服务业。慢慢的，大城市成为服务业中心，二、三线城市成为工业中心，城市之间出现专业化的分工。这是未来10—20年要经历的变化。
一旦出现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游戏规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上半场踢足球，下半场变成打羽毛球、乒乓球。现在上半场的城市化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下半场的城市化可能是农民自发的城市化。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没有财富，农民有宅基地，但是宅基地不能在银行抵押，也就无法转让，所以农民没有钱。随着农地的改革，把交易的权利让度给农民，这时候农民进城就很方便了。他可以把土地抵押、转让，获得资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安居下来。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流动人口，就是因为不让农民进入城市。
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现在的城市化是土地扩张的城市化，而不是引进人口的城市化，引进人口的门槛很高。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里，需要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低矮的灌木。如果进入城市的都是博士，谁来提供家庭服务？除了高端人才，中端、低端人才也需要。举个例子，德国有一些生态学家到森林里考察，发现森林里有很多死掉的树，觉得太脏了，就把这些死掉的树拖出去，然后把森林打扫得干干净净，结果很多活着的树也都死掉了。最后他们才知道，死掉的树增加了土壤的肥力，提供了植物需要的营养，为很多小动物提供容身之处，这些都是森林需要的。因此，未来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只有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这才算是真正的城市化。
另外，城市的金融也会出现变化。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地方融资平台，尽管存在风险，但也有它的道理。如果现在不搞基础设施建设，以后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拆迁成本提高，到那时再去搞基础设施建设，代价会更大。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利用起来，就会带来城市化格局的变化。比如高速铁路，如果把高速铁路利用起来，就会形成城市圈。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金融渠道会发生变化。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资金的预算、用途、期限、利息等信息要透明，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地方的金融发展起来。
城市的管理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管理很简单，先是招商引资，然后把劳动力吸引过来，最后建厂生产。而城市化的管理要复杂得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地沟油事件、毒奶粉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等，这就迫使政府对政策进行调整，关注点也会逐步转向社会问题、收入分配等。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过这样的转变，所以大家对未来要有信心。美国曾经历一段黑暗的时期，强盗、大亨横行，但是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一切都变过来了。韩国、日本也出现过一段腐败的时期，后来转变过来了。香港也一样，在腐败蔓延之后出现了廉政公署，刘德华主演的《雷诺探长》就是那一时期的写照。
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我们都将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还处于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只看2010年，要往后看，中国真正的问题不在2010年，可能在明年，甚至更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紧跟时代的潮流，这样才能获得安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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