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学会制造工具至今大约有250万年的历史，从智人的时代至今也有15—20万年的历史。在近250万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的进步其实非常缓慢。1800年前，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可能有的地方还不如古罗马时代，人均寿命和古罗马时代也没有多大差异。打一个比喻，在一百年前，如果秦皇汉武复活，他们能够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和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大差别，农村使用的生产工具，像犁、锄、镰刀等，和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文物差不多。
世界的巨大转变发生在近两百年，有一个英文单词Great Divergence——大分离，可以描述这两百年的过程。1500年，世界上最富国和最穷国的人均GDP相差三倍左右，而现在相差最大的高达四百多倍。对中国而言，真正的大变化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在座的同学们都很幸运，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也很不幸运，没有经历那段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和白重恩教授都经历了那个年代，体验了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
为什么人类在过去两百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的逻辑。我们会谈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非常缓慢。从公元0年到1800年的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而过去两百年是1.5%，是过去两千年的三十倍。根据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观点，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技术进步的贡献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所以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从人口规模来看，世界总人口在公元1年是两亿五，到了公元1000年仍然是两亿五，在一千年内几乎没有变化。
什么是市场的逻辑？
在过去，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技术传播的速度同样也很慢。公元105年，中国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到了公元751年，唐朝在与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中，随军带有部分造纸工人，后来唐朝战败，这些工人被俘虏，造纸术才传到中东。又过了两三百年，造纸术传到欧洲。
现在的技术传播非常迅速，苹果发布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在中国就有人开始使用ipad。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的逻辑。什么叫市场的逻辑？从古到今，人类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追求幸福，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当然，不同人对于幸福的偏好是不同的，有人认为物质享受是幸福，有人认为精神享受是幸福，还有人认为有权就是幸福。基于这种不同偏好，有人喜欢赚钱，有人喜欢做学问，有人热衷于权力，每个人自得其乐。总而言之，人们都在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有什么办法呢？大致来讲有两种：第一种，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获得幸福；第二种，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第一种方法是强盗的逻辑，包括偷、抢、战争等，像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和国人不幸福，而自己变得幸福。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的逻辑，简单的说，就是要想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机制，即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那么追求幸福的过程就变成一个财富创造的过程。你要比别人过得好，首先要为别人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种类繁多的的产品，我们的生活得到这么大的改善，主要源自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从历史来看，直到今天，人类都在不断学习和使用这两种方法。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打不成交”，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一开始都是“打”，结果两败俱伤，后来发现“打”不是最好的办法，怎么办呢？就开始“交”，和平共处，互惠互利。日本和德国想通过“打”变成世界强国，最后失败了。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三十年里，日本和德国分别变成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强国，靠的不是“打”，而是“交”，依靠市场的逻辑创造财富，使国家富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走的也是这条路。
这使我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道德是冲突的，其实它们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市场经济使道德准则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衡量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用什么标准？很简单，看这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不是损害他人。如果追求自身利益并没有损害到他人，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如果通过损害他人来追求自身利益，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不道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逻辑恰恰正是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
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在当今社会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合法地不使别人幸福而让自己幸福，这就是政府。政府获得收入的途径是税收，不管政府提供多少服务，质量好坏，纳税人都要缴税。既然收入是强制获得的，就没有必要一定给纳税人带来幸福，没有硬性的约束。而市场不一样，任何企业的收入都来源于价格，价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谈判和交换。比如买一瓶矿泉水，如果矿泉水带来的价值没有付出的价格高，那我肯定不会买。如果我愿意买，一定是矿泉水使我满意。只有在选择自由、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结果。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被赋予特权，消费者必须购买这家企业生产的矿泉水，而且是以每瓶十块钱的价格，这些企业会不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呢？不会。因此，市场的逻辑是建立在自由和产权的基础上，任何违反自由和破坏产权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掠夺财富的制度，而不是创造财富、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的制度。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如何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即“consumer surplus”，这也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任何企业索取的价格不可能超过它给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消费者剩余。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谁就能获得市场，获得收益。对于企业而言，让消费者舒服就能赚钱，不能让消费者舒服，就赚不到钱。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家没有考虑如何让消费者舒服，而是考虑如何让政府官员舒服，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强盗的逻辑在起作用，企业通过某种特权而不是通过平等交换来获得收益。
谈到市场逻辑、理性等概念，大家会认为这些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中国的智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我向大家介绍一点历史。刚才讲的很多内容都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自由竞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变成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亚当·斯密曾经在苏格兰一位公爵当家庭教师，后来这个公爵去法国休假两年，亚当·斯密也跟着到了法国，与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等学者进行了交流，亚当·斯密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而法国自由放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古典思想的影响。在17、18世纪，大量的中国古典思想，包括《论语》、《道德经》等都被译成外文传到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魁奈当时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翻译成法文就是自由放任的意思。市场逻辑理念不是西方的东西，但是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百年，西方把市场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至，而在中国，市场的逻辑一直受到压抑，没有很好地发展。
《道德经》第81章里有一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就是当你为他人着想的时候，你才能获得你的财富，给予别人的越多，自己获得的越多。《史记·货殖列传》中也体现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即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无法改变。出于这种本性，在一个市场中，无论务工、务农还是经商，都要创造别人喜欢的东西才能使自己致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政府是不需要过问的。《史记·货殖列传》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对政府而言，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让人们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来获得幸福，获得财富。其次的做法是“利导之”，用你的利益导向让他做得更好。较差的做法是“整齐之”，规定哪个能干，哪个不能干。最糟糕的做法是“与之争”，与民争利。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很多伟大思想在中国的古典思想里都有所体现。
在18世纪之前，欧洲非常崇尚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但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其他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只有他们是最文明的民族。马克思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印度、中国是野蛮、半野蛮的民族，只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才能把它们解放，才能提升它们的文明水平。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思想，本质上就会觉得矮人一等，这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心理。有些表现得很民族主义的人，本质上是一种自卑，现在中国人之所以很难以平常心来看世界，与我们接受的这种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顺便说一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有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希望你们学会以平常心来看世界。当我们学会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世界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有一个好的导向，未来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希望同学们能够认识到，历史上不存在劣等民族或优等民族，种族主义是近两、三百年才出现的，宗教中也没有种族观念，只有教徒或异教徒。
企业是一个连带责任制度
市场经济怎么运作？要买一个东西，我怎么相信它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因此，信任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信任，市场经济不可能运转。在古代农业社会，粮食、蔬菜、水果都是自己种的，吃着放心。现在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有多少是自己生产的？几乎没有。农民卖到市场上的粮食都是施过肥的，自己吃的粮食不施肥，要施也是农家肥。现在生产东西的人不消费，消费东西的人不生产。中国人穿的衣服可能不是中国人生产的，美国人用的东西也可能不是美国人生产的，一个产品的生产环节，包括设计、零部件、组装等，都是全球化的。因此，在市场中，信任变得非常重要。
怎样建设信任？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希望帮助大家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在两千两百多年里大部分时期都是统一的，这并不容易。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人口，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通讯工具，如果哪里出现叛乱，可能中央政府半年甚至两年都不知道，国家管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么皇帝是怎样做到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只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公元前350多年，秦孝公请商鞅变法，变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连坐制，什伍连坐，编组里的人承担连带责任，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这个制度对皇帝的统治是非常重要的，皇帝不需要监督所有人，如果一个村里有人叛乱，全村人都会被杀掉，这就使村里所有人都互相监管，形成一种自我监管机制。为什么讲这个制度呢？其实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坐制或连带责任，不同之处在于，古代的连坐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这种关系无法选择，而现代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是可以选择的。
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生产东西然后拿去卖，有多少人敢买呢？没多少人敢买，因为受骗后找不到骗子。有一个办法，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方的人就类似一个品牌，如果陕西出了一个骗子，那么所有陕西人的名声就变坏了。相反的，如果一个陕西人做了好事，那么所有陕西人都跟着沾光，都觉得自豪。清华、北大也是如此，清华是一个名字，北大也是一个名字，如果清华的一个人干了坏事，就会坏了所有清华人的名声，所有清华人都要为他的行为付连带责任。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在内部形成互相监督的机制，建立连带责任，但还不足以建立社会的信任，也不能让人们的行为变得规范。
在企业里，老板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我在给企业界人士讲的时候就说，什么叫老板？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这就是老板。什么叫员工？只要你找不到他的毛病，他就没毛病，就没责任，这就是员工。当老板就意味着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我们去餐馆吃饭之后拉肚子，过错可能是买菜的人、洗菜的人，也可能是厨师、服务员，甚至是保洁员，那么消费者拉肚子由谁来承担责任？当然是餐馆老板，不论是谁犯的错误，老板都是第一责任人。老板会设计一些制度使员工不犯错误，如果发现员工犯错，他就要处罚这个员工。但是，如果没有发现员工的错误，即使员工事实上犯了错，老板也无法进行处罚。有了这些制度，有了责任人，我们就敢去餐馆吃饭了。
进一步讲，企业的责任是一个链条，下游企业要为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开一辆宝马车，开到高速路上突然轴承断了，你受了伤，这个责任就要由宝马公司来负。事故的原因可能是钢材不合格，而钢材企业和宝马汽车公司还差着好几个环节，宝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它要对所有供应商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市场的奥妙。
在市场经济中，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你才能赚多大的钱。如果只能为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就当个体户，当雇员；能为十个人承担责任，就管十个人的企业，变成小业主；能为一万个人承担责任，就可以管一万个人的企业。企业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个能力涉及技术问题，也包括管理制度、治理结构，要设置一个很好的激励制度和监督制度，能够管住别人。
再举一个例子，2008年中国食品行业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三聚氰胺事件，蒙牛公司觉得很冤，三聚氰胺不是他们掺加进去的，是奶站加进去的，但是作为牛奶公司，要赚这个钱，你就要对成千上万的奶农和数十个奶站全部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最后出问题了，你就要赔偿，像三鹿公司就是这样垮台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的边界有多大，你的责任能力就有多大。
再讲一个相关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反垄断问题。如果刚才讲的是对的，那么现在反垄断的经济学基础就要发生动摇了，因为反垄断理论基础是，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数量越多，竞争就越有效；一个生产企业如果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就获得垄断权力，那么它确定的最优价格比成本高，就会引起社会的净损失。如果像我刚才讲的，企业本身要有保证责任变信任的制度，如果一个行业里有很多企业，每个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这个社会能有信任吗？不会有信任。任何一个行业，经过竞争最后剩下来的就那么几个企业，这几个企业占有市场。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寡头市场可能是最合适的一个市场，如果人为地拆分这个市场，可能不是改善我们的福利，而是损害了我们的福利。现在回过头来看反垄断的政策，包括中国的《反垄断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理论基础可能就有问题。郭京毅，商务部的一个官员，他是怎么接受贿赂的？其中一个案子就是一家生产家用电饭煲的企业向他行贿，因为这个企业要并购，必须得到他的批准，这就是反垄断带来的问题。你的批准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意义？除了获得寻租的条件之外，对社会没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市场上有很多大牌企业，它们在消费面前是总承包商，分包之后对所有的分包商负责，这样消费者才能信任它们。比如矿泉水，你去买的时候肯定要看品牌，如果商店里销售的矿泉水都没有牌子，你敢买吗？肯定不敢买。这一点非常重要。
由此可以理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我们消费者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我们才能放心消费，生产者才给我们创造幸福，创造价值。设想一下，如果“麦当劳”、“肯德基”的品牌不受保护，谁都可以用，企业有没有积极性去创建一个好的品牌？没有。几年前的冠生园月饼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全国有三十几家冠生园，南京冠生园一出事，所有冠生园都遭殃，月饼销量大幅度下降。所以，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
前面讲了我对市场的理解，我基本上信奉亚当·斯密的理论，但是亚当·斯密对于大企业的批评，我觉得有问题。科斯把市场和企业看成是相互替代的交易方式，也是不准确的。有句话叫做“市场像一个海洋，企业是海洋中的岛屿。”这就错了，为什么？没有岛屿，海洋仍然是海洋，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市场就不是市场。企业是市场运作的一种方式，由于有了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老板对员工承担连带责任，才有了现在区域市场和全球市场的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因为利用了全球经济，专注于做最擅长的事情，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扩大出口，使美国人变得幸福，然后自己也变得幸福。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经常犯糊涂。今天上午我见了一个英国客人，他现在供职于摩根斯坦利，退休前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主管，他想听我的意见。我说美国人只需要看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经》，如果把这两本书看透，世界的麻烦就会少很多。
中国改革：从职权到产权
接下来讲一讲我对中国改革的看法。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一般理解为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行政权力地方分权化，以及开放和全球化。在这些方面的背后，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权利的变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公有制，财产是公家的，在私有制下，财产是个人的。我觉得不对。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权利都是个人的。政府是一个机构，不可能行使权利，在任何体制下，行使权利的都是个人。不同之处在于，在公有制下，所有权利是建立在职位的基础上，而私有经济的权利定义在财产基础上。
在计划经济下，要获得使用资源和指挥别人的权力和利益，首先要进入国有部门，获得政府内部的职位。职位高低决定权利大小。不要说生产资源配置，即使生活资料，也是按照职位分配的。你要出差，坐火车是硬座、硬卧还是做软卧，由你的位置决定。甚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由权力和地位决定，官大的人获取的信息就多，过去很多东西都是内部文件，信息的享有权利是不一样的。在市场经济下，情况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钱，你就可以享受这些商品和服务。这是社会发生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有一句话：“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金能与王者同乐”。如果有千金，你可以过和县太爷一样的生活，如果有万金，你就可以和国君过一样的生活。
改革三十年可以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权利的变化。农民有了自由，有了承包制，不需要再当工人，不需要进国有企业，仍然可以享受到一些东西，由此出现了第一代农民企业家。80年代后期开始，市场进一步发展，特别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这导致了1992年之后大量干部下海经商。在80年代，大学生毕业之后都不想去私人企业，都想去政府，去国有企业。现在不是这样，无论你干什么，即使干个体户，生意做好了，赚钱了，可以过和当官的一样的生活。
权利的转移带来的冲击很大，在八、九十年代，那些当官的特别不舒服，比如原来坐软卧，一个包厢有四个席位，大家开始聊天，我是财政部预算司司长，他是外交部的司长，都是同一级别的。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发现对门是个体户，心里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这样的人怎么能跟我住在一起。我听说一位老经济学家在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吃饭，旁边有一些个体户也在吃饭，他心里就不舒服。这个地方以前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来，现在乱七八糟的人都来了。从职权到产权的变革中会带来很多心理不平衡。
现在中国的很多富人，其实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都是最下层，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弱势群体，他们找不到工作，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做生意，当个体户，靠自己。社会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带来很快的经济增长呢？在政府工作靠的是职位，不需要给别人带来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不需要生产对别人有价值的东西，你也有工资收入。因此，政府里的竞争是权力的竞争，勾心斗角比较多。谁能取胜？这不依赖于生产力有多高，而依赖于政治斗争的技能有多高。但是企业不一样，谁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东西，谁就能取胜，导致的结果就是由分配财富的竞争转向创造财富的竞争，财富开始增长。
当然，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中国现在存在很多腐败的现象，腐败是由职权导致的，目前中国职权和产权共存，有些人获得财富并不是由于他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获得资源，获得营业执照或者进出口许可，所以赚钱了。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改革的过程。国有企业的老总权力很大，几百亿、几千亿的资产归他指挥，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吗？不是，离开这个位置就不能指挥了，所以他在位的时候一定会充分享受权利。职权和产权的重大区别是职权不能有偿转让，比如我是省长，我不想当了，想卖掉，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企业可以有偿转让，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即使明天卖掉这个企业，今天也还要认真经营，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财富创造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的变革，我觉得更有价值。
我还要补充一点。刚才讲了，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靠创造财富而致富，由于职权和产权并存，中国企业家讨论的问题和西方的不太一样。企业家干什么？第一是应对不确定性，第二是创新。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的努力是一个不断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我们现在学的是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里没有讲企业家的。中国企业家的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预测市场未来，一类是预测政策变化，国外的企业家更多的是预测市场未来，而中国的企业家更多的是预测政策的变化。西方的企业家考虑的是如何使消费者变得幸福，通过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来降低成本，而中国企业家的精力需要放在股权改革等方面，比如柳传志就花了大量时间推进股权改革。大家想一下，一类企业家的精力放在怎样使消费者变得幸福，另一类企业家是的主要精力放在政策变化上，这两者能够创造的财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坏消息，但也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潜力还很大。如果中国企业家从怎样使政府官员变得happy转向怎样使消费者变得happy，那么财富的创造潜力就会大大的释放。
学点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科学在进步，但后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比之前的东西更正确，更符合真理。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了“地心说”，但是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古希腊天文学家就提出了“日心说”，没有被接受，被遗忘了，过了一千八百年，又重新回到“日心说”。经济学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时候的很多伟大理论都被忘掉了，1990年代后兴起一个新的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其实亚当·斯密的书里早有体现，只是没有那么多数据模型。我们只看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负担，但没有想到人口本身可能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90年代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用新的内生增长理论来看一百万年的历史。公元十几万年前，人类都来自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然后一直到中东、亚洲，六万年前到了澳洲，四万年前有一些到了欧洲，到美洲是一万多年前，那时候还是冰川时代，海平面比较低，然后冰川融化之后，几个大陆州隔离开了，人类的交往就变少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1500年的时候，比较一下这几个地方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就会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地方发展得越好，最好的是欧亚大陆，地域大，人口多。其次是美洲，再其次是澳洲，欧洲人发现澳洲的时候，当地土著使用的工具甚至还有所退化，澳洲旁边有个小岛叫做塔斯马尼，塔斯马尼的人都快死光了。人的数量特别少的时候，创造力就会萎缩，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一百个人里找一个聪明人要比在一万个人里找一个聪明人困难得多，人口规模越大，出现聪明人的可能性越大，聪明人有创造力，而这些创意可以惠及所有人，这就是一个创新的经济体。
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很多经济学的伟大思想恰恰在发展过程中被丢掉了。在追求技术的完美性的时候，思想的深刻性大打折扣。
同学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要只看现代的书，一定要读一些古典的书籍，伟大的思想很多都蕴藏在古典著作里。作为经济学教授，我不否认我们的经济学进步很大，但是付出的代价同样很大。由于这种代价的巨大，有些名人说了很傻的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说过，市场是有问题的，市场有效有两个假设条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现实世界中没有，所以市场是不行的。哪来的这个逻辑？这只能从书本上了解到。我刚才讲的市场为什么有效，就因为不完全信息，否则，计划经济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品牌，不需要企业，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都不会受骗，所以不需要市场。1930年代，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的拥护计划经济，因为根据那个理论我们可以算出来，可以模拟这个市场。现在用这些市场理论缺陷来批评市场本身，打个比方，一个姑娘很漂亮，但是被一个糟糕的画家画得很丑，我们看了画像就说这个姑娘长得很丑，这就错了，是画家的水平太低劣，而不是这个姑娘长得丑。经济学家的理论有缺陷，并不能证明市场本身有缺陷。
我在《市场的逻辑》一书里谈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思想的缺陷就像小品《卖拐》里说的那样，本来这个人的腿没病，骗子说他有毛病，最后被忽悠的觉得自己有毛病，然后买了一双拐。很多思想就是这么出来的，没有耐性等待市场演变，一出问题政府就干预，市场永远不可能成熟。我在农村的时候，村里的树总是长不大，为什么？因为是集体的树，没人管，有人偷着砍了烧火，有人放羊把树啃了。过几年领导说不行，分给个人，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把小树砍了。不行再收起来，过几年不行了又分开，又砍，又收起来，所以树总是长不大。为什么农民把分给他的小树苗都砍了烧柴而不等着长大成材卖更多的钱？因为他们预期如果不砍的话就会收走。没砍的人一看又被收走了，砍的赚便宜了，每次都证明这个预期是对的。正确的方法是你要砍就砍，我不收，这样没砍的最后就赚便宜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自己种树，树就长得更多更旺。这就是一个市场的演化。市场有一个不断发育的过程。现在市场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很着急，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掐死了这个市场。回过头来看，经济学家为这个市场画了一幅不好看的画，这就成为批判市场的口实。市场是一个老问题，市场理论也很陈旧，有新的潜力去不断完善。
开发市场靠企业家精神
我在书的最后一篇讲“未来前景”。亚当·斯密的模型很简单，财富创造、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的创造发明和生产力的提升，发明创造和生产力提升来自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经济进一步发展，扩大市场规模，进一步分工细化，进一步财富积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过去几百年和过去三十年都典型地印证了这个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要抱有乐观的态度。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很好的利用了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按现价算，到2008年，GDP是1978年的83倍，贸易是1978年的553倍。GDP年增长10%，贸易出口增加15%，未来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德国，其次是中国，德国2007年是33.9%，中国是37.5%。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可能要发生变化，那么要靠什么？靠国内市场。
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国内需求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而国内市场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是企业家的工作，企业家如何创造出被需要的东西，使消费者感到幸福。
我们看经济规模，广东省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一个国家来计算，在世界上排第18位，位于土耳其之后，广东的GDP是土耳其的三分之一，它的规模大于波兰、印尼、瑞士、瑞典、比利时等国。像山东和江苏的经济规模都大于南非、马来西亚，北京的经济规模大于以色列。中国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西藏的经济规模也大于蒙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市场”，我们出口的时候，自己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过去交通不行，市场和交通相关，所有国家最开始都是从沿海发展，因为海运比陆运成本低得多，修内河、运河，中国在隋唐的时候修了大运河。有了铁路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美国有了铁路之后，西部开始开发。中国过去的交通运输一直很落后，所以在广东生产的东西，出口的成本比卖给重庆的运输成本要低得多。现在中国的交通已经大大改观，这些都是形成统一的市场的重要条件，但是这个潜力能不能发挥还依赖于制度。制度因素所引起产权交易、合同违约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等等，这些都是限制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
在未来，中国如何通过企业家精神来发掘国内市场，这是很关键的。政府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国有企业的规模太大，它不创造价值，只是消耗价值，很多国有企业的收入不能变成居民收入。外国人老说中国人喜欢储蓄，其实中国的储蓄率比印度还低，中国人钱少，尤其到你们这一代以后，很多人借钱花，鼓励花钱，好像花钱是善行，存钱是罪恶，这是很荒唐的。本来投资是为了增加生产力，今天投一块钱，未来能带来一块一的收益才行。现在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增加当期总需求，不需要考虑投资的效益，可以挖个坑再填上，可以用一百万造炮弹，用另一百万造房子，然后用炮弹打房子，两百万的GDP就出来了，这是非常荒唐的。
关于贸易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应该看一下《国富论》？所有对自由贸易的反驳，《国富论》中都有批评。贸易创造财富，这是市场的逻辑。现在凯恩斯经济学变成什么了呢？只有出口有剩余的国家，贸易有盈余的国家，国际贸易对GDP的贡献才是正的。这是非常荒唐的理论，但这就是指导现在经济政策的理论。有了这个理论，每个国家都认为应该多出口少进口，出口增加工作机会，增加GDP，进口减少工作机会，较少GDP,这就回到重商主义时代了。
与之相关的是人口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否则未来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因为人口因素而出现停滞。我赞成这个观点，一定要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从老子的思想来看，政府过分干预人的行为，由此带来的后果在短期内看不出来，长期会非常严重。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像一个人减肥，这个人长得太胖应该减肥，现在150斤，要减到120斤，怎么减呢？你可以锻炼，平时少吃点，不要吃含糖高的食物，但我们现在不这样减肥，我把腿锯掉，刚好120斤。这个代价很大，肥是减下来了，人口控制住了，但是老龄化问题又成为中国在未来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今天提了很多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可能不正确，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