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问题
（长安讲坛总第188期）
刘伟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长安讲坛，和大家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今天主要讲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达到的水平以及面临的主要威胁；第二，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和调整，这是关于短期总量失衡的讨论；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调整和变化。
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可能面临的主要威胁
从总量来看，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去年年底中国GDP总量达到39万亿多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不到6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二位，比日本多出7%。美国GDP总量在14万亿美元左右，占全球GDP的24%，我们占不到8%，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的人均GDP是两万九千多人民币，接近4000美元，相当于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水平是比较落后的。2009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2009年全球人均GDP达到8700多美元，即使我们现在是4000美元，也达不到2009年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应该说差距还是很大的。在世界银行最近统计的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人均GDP水平排在124位，处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水平也不是很高，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线附近。
中国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980年到现在，GDP总量大体增加了近十九倍。也就是说，原来一年生产的GDP，现在大概需要十五天。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大体增加了15倍，20天生产的GDP大概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人一年的年均GDP总量。
从增长率来看，从改革开放到去年，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大概是9.77%，大数是9.8%。二战之后，一个国家在30多年的时间里达到平均9%的增长速度，这在大国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增长的稳定性也不错，有一些波动，但总的来看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可以接受。二战之后，在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国家连续五年保持增长率在9%以上的情况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即所谓的“神武景气”；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新加坡由此跻身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第三次是1992—1996年的中国；第四次是2003—2007年的中国。可以看出，有两次是发生在中国，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3—2007年这次，质量还是不错的，因为1992—1996年虽然增长率比较高，但是通货膨胀率也比较高，而2003—2007年这次，不仅增长率逐年保持在10%以上，相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这样的增长更实惠一些。
这种高速增长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1980年公布的数据，在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中国当时排第189位，排在倒数前几位。根据最近的数据，在20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124位，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速度比较快，变化比较大，但水平比较低。对于这个判断，国际国内都有争议。国际社会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声音，认为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统计上的问题，认为很多内容没有统计进来，比如服务业，很多服务活动在中国是不承认其合法性的，而西方主流社会是承认的，这是统计上的差异。服务业缺失的这部分大概占中国GDP的20%左右，这个情况曾经被印证过。2004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时候GDP上涨了20%，其中有93%是服务业的贡献。所以西方人说中国的统计，服务业少统计了，从而使中国GDP缩水20%。这个问题不大，不改变对大格局的判断，即使提升20%，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比较大的是第二方面，就是汇率。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基准价由政府确定，政府定价就有一个问题，即对外汇的定价可能偏离市场价格，或高或低，西方认为人民币是低估的，外汇定价定高了。低估就有一个问题，人民币统计39万亿，把人民币价值低估，折算成美元的时候自然就折算少了，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办法是用所谓货币购买力平价进行折算，但是结果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关键货币购买力平价有一个构成的选择，选择不同的结构构成，结果相差比较大。比较极端的例子，世界银行在2008年春天公布人民币对美金的购买力平价，当时公布的数据是1.9：1，也就是1.9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一美金，后来又进行修整，但是修整的幅度不大。如果按照这个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的GDP总量要在现有基础上放大三倍，差不多追上美国了。如果看人均GDP，现在是四千美元，放大三倍是接近一万五千美元，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如果达到这样的水平，就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后工业化时代，差不多就是发达或者准发达国家阶段。所以，西方也有声音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进入国际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进入的成本将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对此要有谨慎的态度。
国内对汇率问题也有质疑，和西方的声音相反，国内影响比较大的声音，认为人民币高估。这个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人均GDP是平均数，平均化的最大问题是抹杀差别，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现实就是存在差别，所以人们在和现实状况进行对照的时候，会提出一些质疑，这种质疑非常有影响力。
客观的讲，对GDP水平如果有争议，从一些更本质的体现发展的结构指标也能够说明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应该比较客观。比如从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演变趋势来看，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当代世界的低收入的穷国，也就是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72%。解决温饱的国家，或者叫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平均是54%。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初步小康，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40%。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全面小康，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25%左右。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9%的水平。
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除了工业、制造业等发展规模和水平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不是降到了一位数以下，当代世界平均趋势是9%，发达国家5—6%，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左右。按照这个经验，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是78%左右，当时有一句大话叫“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贫困的结构。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40%左右，这个结构是没有考虑汇率因素，只是按人头来计算，是具有可比性的。放在当代世界进行比较，这个水平和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状况差不多，这是发展性的指标。
除了这个结构指标，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其他指标，比如恩格尔系数，我们现在大概是38—39%，城里的稍微高一点，农村的低一点，这个水平也就是当代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体水平。按照联合国公布的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在最穷的国家，也就是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恩格尔系数一般是60%以上；解决温饱的是50—60%；初步小康是40—50%；全面小康是30—40%，20—30%，通常称为富裕；20%以下叫做极富，就是极其富裕的国家。
进入新世纪之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都降到20%以下，就是极富状态。一些二流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大概是20%到30%，是富裕状态。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落在宽裕、小康、温饱这个不同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平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一点几，处于贫困状态，当时有两亿五千多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是吃不饱饭的。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略低于40%（农村稍微高一点，在43%左右，城市大概在38%），这个水平在当代属于初步的小康社会、温饱之上的消费结构。
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威胁或者可能的威胁，要关注的突出问题，就是200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中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有可能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和不可持续，制约发展的矛盾不断累计，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爆发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冲突和危机。马来西亚当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另外所谓拉美陷阱，拉美一些国家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也出现了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系列的发展矛盾积累起来，最近出现了埃及、中东、北非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宗教因素，有社会组织和文化冲突等因素，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往往也是经过了一段高速的增长，特别是在独裁的政权组织下，增长中的矛盾没有缓解，反而越积越深，然后又不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发展来消化已有的矛盾，累积的矛盾就会以不同的形式爆发。
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威胁？需要认真讨论。从现在的理论文献和政策层面来看，形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创新差，为什么不可持续，关键就是创新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量增长带动经济增长，无法完成从依靠要素投入量带动经济增长向依靠要素效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变。同时，也无法完成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得优势向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禀赋提升和效率提高获得竞争优势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完成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无法实现。中国已经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方方面面的需求规模是过去不能比的，所以如果还是靠规模，靠投入量，靠低要素成本，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靠什么？靠创新，而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一阶段的时候，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力没有跟着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应的提高，我们知道创新归纳可以很多方面，但粗略的说我们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从技术创新来说，创新力比较低，产业结构演进速度慢，企业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水平的提高速度慢，国民经济的研发能力的提升慢，这样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比较大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滞后，可以简单的说制度创新包括市场化，法制化，或者是民主化等等这些现代化的进程，关键是，其他问题我们先不去谈了，由此形成的败德，或者是政治问题我们不去谈，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从经济上，制度创新一旦落后，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一旦滞后之后，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市场化水平相对落后、不完备，表明另一个问题，就政府的行政权利对于资源配置的介入程度是比较深的，而且这个深是有结构特征的，越是稀缺的资源，往往政府行政权力越要控制，直接掌控和介入越深入，越是稀缺越这样。
这样有一个问题，政府权利介入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企业要获得稀缺资源的支持和配合，它主要就要去跟政府谈判，因为这个权利掌握在政府手里，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在一个法制化民主化较完善的制度下，权力相对可以受到较充分的约束，但在制度创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市场化落后，它导致行政权利干预特别多，所以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企业要去和它交易，和它谈判，那么市场化落后的同时，法制化如果在相对的滞后，或者不完备，那就有一个问题，企业和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越是稀缺的资源，政府控制的越严密，政府控制越严密，市场力量就越要和政府谈判，和政府谈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贿，那就导致越稀缺的资源，越不是按效率原则在分配，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在分配。也就是说，越是稀缺的资源，它越是按腐败指数在进行分配。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它不按效率，整个资源配置由于制度创新的滞后，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严重受到损害。
所以这样两方面的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力量差，完不成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转变的提升，一个是制度创新的能力差，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关键是在这个阶段，它会滋生腐败，而这个腐败所表现出的问题，它不光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它在经济上是严重的破坏公平，严重的伤害效率，这样就使得这些国家往往就是长期低效率，长期低迷，但是低效率这里边又包含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社会矛盾，不可持续，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冲突，社会分配不公平，等等这一系列矛盾的加大，再加上一些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等等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就非常麻烦，容易产生一些危机，这是一个原因，创新力差，导致它面临中等收入陷井，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会面临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它成本高，所谓成本高指的是什么呢，刚开始主要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各种能源，包括上游投入品，要素，相对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的优势也在这，就是靠要素便宜，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需求规模在增大，对各种的需求量在增大，需求量增大需求拉上以后，这些要素价格就会上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比如劳动力，三十年的发展，人民的福利，国民生产总值，这么大的提升，老百姓有理由要求更多的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所以我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提高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这从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一种趋势，你的土地肯定越来越稀缺，所以土地的价格会上涨，你的能源，你的重要的原材料，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肯定需求拉上之后，价格会提升，这一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会上升，所以靠成本低廉展开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弱，甚至相比较来讲，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还有比你更落后的，要素更便宜的一些地区，所以你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优势没有了，没有了成本一提高，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关键是你的创新力如果同时又低，说明你的效率提升不上去，效率消化不了成本提高带来的上涨的压力，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失衡压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尤其是成本推动，越来越显著，这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就是典型的滞胀，你效率低，可持续增长的速度慢，你的成本高，通胀的压力大，那就可能是，一个方面是长期增长低迷，经济不景气，一系列经济衰退的问题和威胁，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长期居高不下。
发达国家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过所谓滞胀，但是它是在比较富裕的状态，它进入了发达的状态，现在中等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井，它的问题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远远没有达到上世纪70年代的当时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时候，它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了这个滞胀，你怎么办，所以成本提高消耗不掉，这样形成了所谓中等收入陷井，这是第二原因。
第三个原因，所谓中等收入陷井有国际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有的产业结构特别单一，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国内消费不了这么多，就靠出口，依附于国际市场。还有是国内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很丰富，但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创新力不够，特别是技术创新力不够，技术创新力不够，它发现不了新的投资领域，发现不了新产品，具有战略意义的有效的增长点，到中等收入阶段，它形成了一些资金，有一定资本筹措能力，国民储蓄力也比较强，储蓄能力比较强，有钱，但是它创新力低，它找不到有效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机会，如果投就很可能是重复建设，它不敢投，不敢投怎么办，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怎么办，一定找国际市场，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依靠国际市场又怎么依靠呢，它又不是依靠那个高技术的，因为它本身创新力低，它内需不足，依靠外需，原因就是它的技术创新能力差，所以它不可能拿技术创新能力高的到国际市场和人家竞争，这个不可能，然后它又不可能用成本非常低的优势，去跟人家竞争，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你的成本已经不低了，那怎么办，它就拼几个东西，一个拼资源，一个拼环境，一个拼规模，就拼这个东西，所以它高能耗，高物耗的，这些是什么呢，比它穷的，成本比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生产不了，比它富的，比它强的发达国家，人家不愿意干这个了，恰恰是这个时候，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填补了这个空缺，落后的国家比它还落后的国家没有能力生产，而发达的国家人家不生产这个东西，依靠进口往往就这些，给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的机会。
这样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且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大的结构内容是什么呢，高能耗，高物耗，是在它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去开拓的国际市场，这样一来，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周期动荡，它原来的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马上就空前突出，因为它原来内需不足，它是靠外需掩盖、或者说缓解了，所以这样子就使得它国际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是讲中等收入陷井，为什么会发生，大体上主要这三个原因，创新力差，导致效率差，可持续增长能力弱；成本高，消化不，出现滞胀的局面；再有受国际市场风波的影响太大，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小国可能是产业结构单一，有的大国可能是创新力不够，内需不足，迫使它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外需带来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现在不同的程度都存在。我们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构成中等收入陷井的这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现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所以我们要高度注意，采取各种办法，及时有效地争取穿越这个中等收入陷井，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均衡、稳定、有效的增长，来克服由于增长乏力，由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成本提高、创新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发展的障碍和矛盾，通过这个解决一系列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我们也有优势，我们现在中国这个阶段，从中国来说，有这个危险，但也有优势，比如第一，天时，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没有理由怀疑或者不相信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但是又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的国民经济，会进入一个长期停滞，它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速度，所以没有人怀疑中国再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期，但是人们往往都在质疑，你怎么实现这个高增长，你为实现这个高增长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中国自己能承担，还是要全世界来承担，来转移，也就是中国的实现的工业化的过程，和城市化的过程，给全球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关注，没有人怀疑我们有这个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更多的怀疑，你实现这个高增长的方式，我们要改变的、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的天时，正是高速增长的阶段。
还有中国有地利，中国地区之间是极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落后的表现，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但是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的周期之后，你会发现，大国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它会形成一种梯度，梯度是什么呢，就是这波高速增长的时候，那波可能在积蓄力量，等这波进入增长放缓期之后，恰恰第二波它会推动高速增长，这样我们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区别，从现在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的20几个区域战略，作为地方优势的发挥，现在把它上升为所谓国家战略，在我们东北地区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这是大的概念，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所谓国家战略，海南旅游，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东北吉林的长吉图国家战略，福建海西国家战略，江苏的连云港沿海城市，城市发展国家战略，从皖江安徽的，皖江城市带国家战略，渤海、环渤海这一代国家战略，天津金港新区国家战略，北京中关村科技示范区国家战略，你可以一直数下去的，横琴国家战略，原来的珠三角、长三角，就不用说了，这些我们现在包括江西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这都是国家战略，黄三角，山东的黄三角，而且山东的蓝色半岛，海洋经济区，很可能很快上升为国家战略，辽宁的沿海城市带国家战略，等等，中国的地区间原来是有差异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进入一个全面高速增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差异在大的地带之间，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它会错落的形成一些，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分布的地方性的增长级，而这种增长级不是简单的地方意义，对全国来说有全国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些具有地方优势增长级潜质的这些地区把它划出来，然后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也就是集一国之力去突扬、突出，你这一个地方的带动性的发展，扩展它的带动效益。这样下来，这就是什么，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它可能延长一个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间，就是一个波浪式的推动，所以这是我们的地利了。
除了天时、地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所谓人和，人和就是我们在改革，这个改革目标是市场化，市场化大家想一想，这个资源，越是从行政化的范围，在更大程度上向市场化范围转移，也就是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一个最简单道理，资源越来越，更大程度上从行政支配的角度，转向市场竞争的角度，资源使用的效率是应该在提升的，转化本身这种制度变迁，是有增长效应的，增长效应的文献解释现在很多，大概从各种方法，确实证明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大程度上是靠效率提升，而不仅仅是靠要素投入量，或者是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大很显著，但是从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后，效率在增长，中国生产的效率解释能力是越来越强了，而这个效率解释里边，有非常强的因素是来自于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带来效益，我们讲所谓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现在从天时发展阶段，从地利，它的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的发展情况，以及体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来说，我们说我们也有我们克服中等收入陷井的种种优势，现在就是说既有威胁也有优势，怎么真正把我们的优势转变为现实，然后使我们经济能够顺利的穿越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可持续的轨道，这就要努力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才能解决，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以及它面临的主要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