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
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新形势，国内形势、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之前没有碰到的，甚至没有想到的。新在何处？有两个方面。
从国内来看，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比改革开放的很多时期都要深刻。究其原因，如果高度概括的话，就是一条——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1:6.5的市场汇率来计算，我国人均GDP达到4千7百多美元，按照1:3.3 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已达到9千美元的水平（当然这是平均水平），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在这个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确实非常多。
具体说来，有三个原因导致了现在突出的社会矛盾。第一，这是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就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学生的毛入学率迅速上升。我是1980年入校，当年的毛入学率不足2%，而现在已经接近25%。全民族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是一件好事，但也带来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和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更多，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善于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和意见表达的渠道相对畅通，加大了社会争议，几乎任何事情都有争议。
第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收入差距迅速提高。收入差距水平提高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十年我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劳动分工中相对短缺要素的回报率迅速提高，而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相对过剩要素的回报率基本没有提高。我国低技能（蓝领）工人的工资从1990年到2007年一直很稳定，没有上升。与此同时，具有国际化技能的专业人才的收入迅速提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金融界。金融界的工资高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我们的银行在和国外同行竞争，而外国同行需要的是既了解中国的情况，又受到一定国际化教育的，特别是具备外语能力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是非常短缺的，他们的工资自然就会提高。依此类推，在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的资本和技术相对短缺，所以资本和技术的回报率不断提高。这是我们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基本因素，也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是市场的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抗拒，如果违反市场规律，中国经济何以迅速发展？
第三，互联网。互联网并不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源，但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了交流的效率，社会情绪也因此放大。表面上看，现在的观点交流更有效率，速度更快，实际上更肤浅了。一篇微博虽然不会超过140个字，有谁会耐心推敲品味？没有，都是一扫而过，然后马上进行评论，都是当吃麦当劳快餐式的消费，成了快速消费品。尽管速度提高了，但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和逻辑推理。这就像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外汇市场的交易摩擦力很小，全世界十天的外汇交易量相当于一年的国际贸易量，交易太频繁，太容易，这反而引起外汇市场的价格过分波动，造成效率的低下。
因此，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三个因素导致现在的社会矛盾更加多元化、全面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对于一些重大的社会话题，会迅速地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比如住房，房价居高不下一直是这几年的一个话题。四、五十岁的人抱怨，说现在年轻人刚工作没两年就想买房子，我们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年以后才买房子，这句话本身符合事实，但在互联网时代是无法辩论的，大家都很情绪化，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质问，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利益何在，你是不是从房产价格上涨中获得利益，非常情绪化，没法讨论。
再比如汇率，十多年前的年轻人可能不关心汇率，不搞经济学的人可能连汇率的定义、汇率升值或贬值对经济的影响都不是非常了解。但是现在很多网民看起来都是汇率问题的专家，有一套一套的说法，能讲出各种理论。
这些都表明，今天的社会矛盾在多元化，社会的观点在多元化，观点的力度在加大，矛盾在激化。但是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并非不可控，社会矛盾的激化事实上正在推动下一轮的改革，一会我要谈这个问题。
刚才是从国内因素来看当前的新形势，从国际来看，同样的，如果高度概括的话，经过两年多的金融危机，经过全球经济和金融的波动，我们在过去十几年赖以发展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不可能再走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打一个比喻，现在的国际经济格局就是新的三个世界，即富国、穷国，还有中国。富国，即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也勉强可以归入此类，这些国家的基本利益具有相同性。穷国，即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这些国家也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但还有大量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经济起飞，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地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这类国家的利益也基本一致，它们要求发达国家更多地让出市场，在贸易问题上有更多的让步，也希望国际金融和经济更加稳定。第三类是中国，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既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特点，比如人均GDP水平不高等等，又具有发达国家的一些特性，比如高额的外汇储备，比如占全球40%的钢铁生产能力、占全球60%的水泥生产能力等，因此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过去两年半以来，中国经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让全球的经济体，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开始真正地反思，庞大的中国经济的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发达国家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毫无疑问，他们对全球事物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得更透彻，看得更明白。
劳伦斯·萨默斯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三个月前还是美国总统的最高经济顾问。四年前，在帮助奥巴马竞选的时候，萨默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讲过一段话。威斯康辛州以制造业为主，当时的失业率很高。萨默斯说，现在看来，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全球化让英特尔、微软、播音这些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但也让大量的制造业工人丢掉了工作。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很难向那些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收税，然后用这项税收来补贴失业工人。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对一个失业的生产鞋帽的工人进行再培训，让他去生产软件、飞机。因此，全球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没有预想到的冲击。
在2010年1月28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劳伦斯·萨默斯讲了另一番话。他说，再过三百年（注意，当时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巨大），当后人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屑一顾，认为金融危机是短暂的事故，但是他们一定会着重墨描写另一个事实，即在今天的世界，有十几亿人口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梦想，那就是中国和印度。他们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进程，一定会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带来冲击，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设计一套全球化的制度，让这些人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相符合。
劳伦斯·萨默斯是一位极具特色、极具个性的学者，我们要关注他的观点。通过劳伦斯·萨默斯的总结，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方的战略思维在改变。西方制定了游戏的规则，后来中国加入WTO，游戏继续玩下去就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而这种改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利的。
西方的战略思维发生改变，当然会引起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政策也会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看得很清楚，都知道了中国的竞争力。应对金融危机就像一场考试，大部分学生不及格，只考了20分、30分，最多50分，而中国考了100分，或者说高于西方的期望。因此，出现了各种猜测，中国是不是公平？有没有按规矩办事？等等。
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比如巴西，巴西是原材料输出国，有很多铁矿石、铜、铝、煤等，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抬高了原材料价格，让巴西这些国家获得了收入，而我们获得大量外汇。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后，大量外汇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形式涌入巴西。在巴西有很多来自中国温州的企业主，开了各种各样的商店，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巴西的制造业就受到很大影响。巴西的新任总统就说，中国的产品重创了我们的制造业，我们只能为中国提供原材料，长此以往，资源消耗殆尽之后，我们还能干什么？俄罗斯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在谈自主创新，要转变发展方式，也要搞制造业，不能只是依靠原材料出口。
所以，中国的增长确实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担忧，这一点都不夸张，来自国际的压力非常大。
很多同学会说，国际上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们继续扩大出口，人民币继续不升值。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仅要让沿海和内地的外来工人获得就业，让我们的产能充分开工，还要考虑各种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我们不希望美国继续对台军售，不希望西方国家动辄向石油输出国发动袭击（比如利比亚），我们还要和非洲国家搞好关系，以保证石油供应。因此，中国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仅是出口、就业，还有军事、主权等方面的考虑，还有海外侨民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大家，国家的稳定不能仅仅局限于扩大出口、获取外汇。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一门心思搞经济，发展出口，后来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考虑问题更要全面，如果把目标仅仅放在扩大出口、维持贸易顺差、保持汇率稳定等方面，在贸易方面自然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其他方面就会产生问题。这就像一个优秀的拳击手必须攻防兼备，不能有弱点，重防守、轻进攻或者重进攻、轻防守，这都是不行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能有战略弱点，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资源、消费或者一些现行的制度。
总的说来，新形势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矛盾，二是新的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涉及很多话题，我补充讲一下外资企业的问题。长期以来，跨国公司都是中国和西方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器。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和克林顿谈中国加入WTO的条件。我们是有备而来，做了一些符合原则的让步，但是克林顿担心国内反华势力做文章，没有答应。第二天，50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管聚集在白宫隔壁的旧行政楼，群情激昂，指责克林顿出卖美国人的利益，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非常有诚意了，为什么克林顿还不接受。克林顿的压力很大，给朱镕基总理打电话，说他能不能回来一下，但是朱总理已经到麻省理工大学去演讲了，掉过头来继续谈，没有这样的国际先例。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作用很大。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人民币汇率不大幅度升值的受益者，但是，他们现在确不愿意站出来为中国讲话，为什么？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外企在中国的日子远不如入世前那样好过，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基本都是中国的企业。因此，他们往往抱怨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公平，怨气很大。
新改革
面对新的国内社会矛盾，面对国际压力，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像很多人担忧的，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要倒退，要回到以前的状态。不可否认，在一个舆论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多元化的社会，总有一些极端的声音。我的观察是，尽管面临新的形势，但有一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对过去三十年的基本总结，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不管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就是不断的改革，在每个时期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针对这个矛盾，出台一些改革的措施，缓解和化解矛盾，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或者说是法宝。
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矛盾，都有反对改革的力量。三十年前要招商引资，有很多人反对，说外资怎么能进来，那不是剥削我们的工人吗？外资进来把我们的市场冲垮了怎么办？这种声音很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录着大量的讲话，目的就是冲破阻力。比如，他说过，我们手里有军队、警察，外国人进来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随时可以把门关起来，他们的钱和设备在我们这里，怕他们什么？应该他们害怕才对。
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十七、八年前，大量国有企业亏损，国有企业的利润之和在1997、1998年的时候是负的，国企改革要求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这种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改革还是推进了，今天国企的大面积赢利得益于那时的大胆改革。
因此，回顾过去，在每个时期都要突破一些阻力推动改革，才能让体制得到改善，让一些矛盾得以化解。
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召开了一个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的讨论会，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家一起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我在发言中说，中国的基本经验有很多都与教科书上的内容不一样，最关键的不同之处于，在过去三十年中，从每一个时间点去看，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相对于最佳情况，相对于标准的市场经济而言，都是不对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每一个时刻，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在不断改进，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正因为每一个时刻经济体制都有问题，才有改革的动力。所以我们的文章就是《把改革搞对》，不断推进改革，这就对了。我想，把改革搞对，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最基本的经验。
在《把改革搞对》这篇文章中，我说，经济的发展其实没有那么神秘。为什么不神秘？因为我们的起点很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十五分之一，现在是发达国家的至少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差距是巨大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这个差距，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差距越大，潜力越大，越表明可以赶超，只要改革搞对一点点，把制度稍微改一点点，就可以获得进步。
改革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不是小打小闹的调整。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全盘否定以往的制度，改革是在不改变现有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改善和变迁，这是改革的本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方向比较明确，今天的改革不一样，更加复杂。
所谓新改革，新在几个方面。第一，改革的方向技术路线不是那么明确，争议很大。第二，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改革是领导和专家学者主导，只要决心一下，改革就开始推进。今天的改革完全不同，往往社会上的抱怨和不满情绪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形成一定的来自基层的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推动技术官僚层面进行方案的论证和选择，在最高决策者认可之后进行推动。简单地说，过去的改革可能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今天的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
举个例子，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最先发出声音的不是税务总局，是互联网上的网民抱怨个人所得税不合理、不公平，由此展开讨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都参与进来，然后相关部门开始论证一些方案，最后人大常委会投票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
第三，民生推动型的改革越来越多。民生推动的改革例子很多，刚刚一个例子我讲过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地产改革也是民生推动的，而且是长链条的改革，就象房地产自己拉动的产业链很长一样。房地产的改革的第一动力是民生，是老百姓的诉苦，年轻人的抱怨，但是一旦房地产体制要改的话，它涉及的东西可不仅仅是民生，它涉及到了地方财政。我们看到，房地产价格，各个地方都提出上限了，不能超过比如说8%、10%，接下来，土地出让的价格能超过20%、30%吗，恐怕不行，因此地方财政能像过去那样子，大规模依赖土地出让过日子吗？如果土地出让金下降了，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不是要改了，新的税种是不是要推出了？这一系列改革都会从房地产改革这个民生型的改革引发出来。
再比如说，如果商品房，大家对它价格涨的意见很大，很多地方、很多百姓，很多人呼吁，要搞一点房产税。 如果搞房产税，房产税该怎么用，交给谁用，谁来监督，用于什么地方，这一系列问题又远远超出了房地产本身了，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为了。再比如现在大家对拆迁的意见很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拆迁不满，对行政政府的很多行政方式也不满，都要监督、都要呼吁，民众对很多个别的事件高度关注，官二代、富二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需要改革，改什么，现在不少地方开始考虑，不能以GDP增长为目标，因为GDP增长为目标带来了投资，带来了投资追求型的，带来快速拆迁，带来了追求土地出让收入，那这些事情就是因此带来了地方政策考核指标的变化，因为你要解决他的拆迁问题，你要解决他的行为问题，你就要解决他的目标问题，目标一变，该怎么变，现在各个地方就提出来了，广东提出来要幸福广东，跟GDP的目标不一样了。
所以表面上看，许多民生问题，包括拆迁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本质是地方政府的官员的问题，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整个地方政府的目标的改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改变，财政的情况改变。这个可能还是太抽象了，再讲细一点，再谈谈房地产和个税。
对于房地产，百姓意见非常大，很多人说房价涨的太快了，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当然有人讲无所谓，年轻人你们就不能买房子，我们那时候还买到房子呢。这个事它是没法辩论的，它是一种情绪，你怎么跟情绪辩论呢，你怎么跟情绪谈心呢，你没法弄的，他就有这种情绪，就有这种偏好。在房价迅速上涨的过程中，年轻人觉得我不买房子，我以后就更买不起了，谁不不买房子谁倒霉，谁不能够尽快的买房子谁就被这场财富分配的大游戏甩出来，表面上是非理性，实际上是高度理性的一种情绪化表现，是一种衍生性的理性偏好年轻人买房子，年轻人要要房子的话，就得看房价。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房地产市场能不能改吗？当然需要改革了。
有人说改革可以，我们就搞一些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来了以后，这些人就不会空置房，你买了房不住，不租的话，就交税，或者加一点增值税，就是房地产资本增值，如果买的房子是100万，卖的是150万，增值50万的是80%的税可不可以，都试过，都讨论过，搞了十几年了，过去五年都讨论了，房地产税也搞出来了，但是不行，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可以说经济政策的很多的争议，说到底就是争两件事，一是人的理性的判断，二是政府能力。比如说，有的人的潜在假设是人人都很经济理性，基于这个假设他们提倡土地的自由化，认为只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农民会好好把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地农民的问题，即便失了地也是他应该的，他赚了钱，他拿了这个钱创业，这是理性的假设。
另一部分人认为农民不具备经济理性。他们担心一旦土地私有化，大量农民会农民把地卖掉了，沦为失地农民，而且没有其它生存能力，产生社会问题。我的观点是，人到底理不理性，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同地方的农民完全不同。浙江或者江苏的努力非常理性，搞不搞土地私有化，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暗地里可能已经实现了使用权的灵活转换，相当于私有化了。但是，许多湖南农民也可不一样，我对那了比较解一点，下过乡，生活过，如果在湖南把土地完全私有化，第二天就有可能有不少农民人把地给卖了，拿了钱去赌博，，第三天就变成政府包袱。所以，我们教科书假设的人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一刀切，写经济学模型的时候，你可以大笔一挥，假设人是理性，但在真正的政策讨论中，就不那么简单了。
第二个经济政策的争论点就是政府能力，即，政府的执行能力，政府的判断能力，乃至政府的意图。很多人讨论经济政策，往往假设政府无所不能，非常厉害。其他的人认为政府非常完全无能。这些都不对。话说回到房地产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之前讨论多这么多办法，都用过，都试过，为什么不灵？房价控制了十年还在涨，还在抱怨，越控制越涨。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执行能力有问题嘛，也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政治意愿不在于控制房价嘛，所以现在搞的限购令，可以说是没办法的办法，那些常规经济学的办法当然温柔人性化，都试过了，没有用。你搞增值税，人家把合同改一改，把买房子的成本提高，你怎么收税。所以限购令这个政策，我坚信它是一个过渡型的制度的安排，类似于国际金融中的局部的资本管制，目的是迅速改变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预期。改革是需要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能成功的。我之前写过的一些文章讲到，中国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经过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一步一步演进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的。我们的产权制度经过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我们的乡镇企业，曾经是半集体的，或者半民营的，那时候讲不清楚，产权是模糊的。正是经过这么一个模糊产权的阶段，才克服当时很多社会舆论压力，经济环境的压力，最后才逐步逐步过渡到纯粹的民营企业。鲁冠球就是一个例子，我们1993年去他的企业，他自己说的，这个产权不能搞的太快，不能搞太明晰化，模糊就模糊吧，我们都认为他有大智慧。
限购这个政策，确实有它的误伤。确实有一些在北京上海工作多年的年轻人想买房子，该买房子了，来了一个限购令，也工作了五年了，只不过过去某一段忘了交税，或者单位不给他交税，现在买不了房子了，这就是误伤。但是这个政策不可长期的持续。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很多的地方政府，很多地区它的房价高涨的严重的程度远远小过北京的，它也搞了限购令。这部分的城市恐怕是第一批逐步淡出限购的。即便是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当房价增长的预期，在目前非常严厉的限购令的打击下，到了年底基本上稳定下来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年底大部分人不预计这个房价，会每年20%的（疯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坚信限购命令的一些细节进一步的调整，变得人性化。至少我作为学者要呼吁，要把它理性化，要把它合理化，尽量减少误伤。但是短期来看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房地产的改革。
再说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需要改革，个人所得税是怎么推出来的？我想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你们都忘记了。1980年，我刚上大学，那个时候开始推出的。因为那个时候突然发现有很多外企的老外来了，他们的工资高的不得了，每个月的工资不是一百二百，八百九百，那时候我们父母的工资大多都不超过一百，那个时候突然发现这么多老外拿了这么高的工资不合理，咱们就搞一个税吧，因此搞了一个八百块钱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这么来的。结果搞来搞去，搞了30年，搞到我们自个头上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个人得所得税，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本质应该是个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就是老百姓交税，政府拿了这个税去改善民生，去提供社会福利。像北欧平均是50%的个人所得税，50%的收入交税。交了税之后北欧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养老，政府都能提供很多的补贴和福利，上大学的学用很低，几乎是不要钱的，这是事实上，所以北欧人不造反，心安理得。美国人的社会福利比北欧稍微少一点。因此个人所得税现在比北欧低，最高大概是35%。当然美国人也抱怨，美国人抱怨也很厉害，因为他看不到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福利。他的社会福利往往是给特殊人群的，给老年人的老年医疗，给一些利益团体的，而利益集团游说的很厉害的，游说出了有各种各样的个人所得税的漏洞。美国的个税法律因此变得非常复杂，大多数百姓不满意，但在现有游戏规则下，很难改变。
我们国家现在能看到什么样的社会福利？孩子们上幼儿园得自己掏钱，小学到初中当然现在免受学费了。但是许多父母要择校，一择校就交钱了。高中政府不管了，要交学费。大学现在是要交学费的，比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多多了。
所以我们的百姓看到的是税收，但却没有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基本上是个工资税，是当年为了针对高工资的老外设计出来的税，尽管起征点提高了，从八百到两千了，它仍然是工资得税。如果我买卖股票，运气好，或者通过内部消息，一万块钱买的，五万块钱卖的，我增值的四万部分不用交，资本增值不用交税，分红交一点税，利息不用交税。所以很奇怪，资本所得，资本增值的部分不用交税，劳动所得反而交税，劳动所得如果我是灰色的收入，我也可以想方设法逃税漏税。但是我是光天化日之下单位给我发的钱，我还没有见到就扣掉了，想逃也逃不掉，所以这么一个制度当然要改革了。而且改革的焦点还不仅仅是起征点的问题。提高起征点是应该的，但是还不够。
当百姓还没有直接感受到社会福利的时候，征收税率高度累进的工作税，百姓的抵触情绪是很大。最有意思的是，政府一年也就收上来四千亿的个人所得税，与八万多亿的财政收入，也就是5%。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很冤枉很不值。为了收到三四千亿的个人所得税，所带来潜在的社会的不和谐，可能比收六七万亿的增值税都要大。按照政治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我认为这四千亿的个人所得税是成本最高的税收。作为学者我的观点是说，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应该讨论，应该全面讨论。而我们讨论的关注点，应该大大的放大一点，甚至于说，往深处走一点，不能仅仅关注起征点。
个税应该系统的改革。一个基本的理念是，现在的社会福利没有做好，现在基本的民生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花很多的政治资本去征收那么一点点的个人所得税不值得。先把社会的福利搞好，先把基本民生解决了，再回过头来跟老百姓讲，我们缺钱了，我们真正有了财政赤字，因此咱们搞一点个人所得税，这个时候百姓心服口服。我的想法是系统改革，基本方向是大幅度减轻税率，大幅度放低税率，考虑劳动收入，同时也考虑资本增值，考虑分红，也考虑其他各种各样的收入，综合收入。那么也考虑家庭的负担，综合报税，大幅度的降低税率。这么做，我坚信不仅能带来社会和谐，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白领工人的就业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个税表面是收在职工这边，事实上是企业跟职工共同负担的，税负是转移的，因为你收了税之后，企业必须给你适当提高工资，因此工厂都不愿意多雇工人嘛。
最重要的是，个税如果真正系统改革的话，那么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额也大幅上升，我想应该轻而易举能达到五六千甚至于上万。因为首先税基提高了，再有，偷税漏税的现象会减少。只要税率大幅降低，谁不愿意当合法的公民，谁不愿意去积极的纳税呢。我讲的是一个例子，要从民生的问题出发，要从老百姓自由感觉的事情出发，去顺藤摸瓜，把这个体制改革，把机制理顺了。
总结一下，新改革，第一是改革的方式不一样了，是自下而上。第二改革的直接目标可能是民生，但是最后所触及的问题越挖越深，是整个的体制。通过这样的改革，一定让我们的体制更加符合现在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让经济更加的有活力，让社会矛盾能够缓解。
新开放
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压力，必须有新的开放的姿态。走回头路是不行的，把国门关起来，不出口，不吸引外资，这显然不行，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型、赶超型的经济体，仍然需要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关于新开放，高度总结就是三个字——走出去。
走出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直观的，就是资本要走出去，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比如粮食问题，当然原则上我们要保持自给自足，不依赖国外进口。在这个大前提下，完全可以和一些周边国家达成长期协议，你这个地方多种一点我们需要的粮食，我们多种一些你们需要的粮食，然后交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技术和资本的支持，提供交通的支援，可以援助建设基础设施，等等。当然，走出去不仅需要资本，更重要的是具有国际化管理的能力。
走出去的第二层含义，是我们思想要走出去。萨默斯说得很清楚，现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一个国际规则在改变的国际环境，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规则，我们处在一个规则剧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走出去，人要走出去，生意要走出去，研究要走出去。改革的过程是游戏规则改变的过程，现在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是国际游戏规则改革的重大利益相关者，我们要参与这个过程。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提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指导性条款（indicative guidelines），很大程度是对着我们来的。它提出来一个国家经常帐户的顺差或者逆差不能超过某个数。我们不能被动的接受，要积极主动地去改变它。怎么改变？必须要讲出我们的理由，要有研究，据理力争，把前因后果讲清楚，把厉害关系讲清楚。所以新的开放，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这些方面，坦率的讲，我们的准备，我们功课做的是很不足的。我们的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学术的，研究的，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我们的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教育我们年轻人学好外语，学好国外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学好国外的科学技术。我们的教育在国际化方面还没有完全转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评判现行的国际制度。我们的教育远远没有达到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在国际上，脸不红，心不跳，据理力争，讲出来每句话都有道理，让对方口服心服，咱们缺少这种技能。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讨论问题的方式是责问对方，责问对方有什么资格，动辄大声高叫：“你凭什么讲这个话，你回家去吧！你是谁，你代表谁？”在国际上你怎么能够这么样跟别人吵架呢？这不是国际上真正有效的吵架的方式。
我们的教育没有教给年轻人怎么去辩论，不懂得怎么辩论，不懂得怎么说服别人，不懂得在一个大众场合下，来赢得听众的支持。中国人缺这个。也可能从某位著名的文学家开始就缺这个。用文学家的方式讨论社会问题，在国内也罢了，到国际上你跟人讨论不行的，行不通。我们很多的同行们，在国际上，据理力争，确实理直气壮，但是跟人家讲了半天，别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的观点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作用是零。所以这些事我觉得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比如怎么样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制定，怎么样在它这个制度变迁的游戏规则下，跟它据理力争，跟它讲出我们在国际上具有信服力的一些话。
如何能更好的参与国际社会的国际制度的讨论？这件事关系到中国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能够站得起来的大国，21世纪是不是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世纪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如果真正能够树立起来，21世纪如果经过了七八十年的演变，如果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别人承认了，中国确实厉害了，一定有个必要条件。一定是在国际上，不仅得到别人的承认，承认你厉害，中国有竞争力，承认中国人很厉害，很勤劳，中国的母亲很会教育孩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讲出来的话，别人信，别人听，中国人的一套的管理方式，中国人的改革的办法，中国人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其他国家，除了西方国家之外，有号召力，有感召力，甚至于西方国家某些人都号召要学习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恐怕应该站到这个高度考虑这件问题。
今年是我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清华的百年校庆不仅仅是清华的事，是所有教育界共同回顾，共同反思的一件大事。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过去1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忙活一件事是什么？高度概括，过去的1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清华也好，我们隔壁的北大也好，都在忙活一件事，就是民族的救亡和发展。展望未来100年，我个人的观点，像清华这种学校，我们的任务，恐怕并不是简单的证明我们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没有什么好证明的。如果中国国家立不起来，如果中国沦为二流国家，你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哪有一个二流国家产生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曾经的世界的一流国家，英国，现在沦为了二流水平，它的大学我看也不见得是一流大学了，现在不是在卖文凭嘛。我看这些学校，曾经产生过一流大学的国家，现在正在卖文凭，我说的绝对不是假话，它培养出来的硕士文凭，我看再过几年就不值钱了。市场知道了，它的高等教育现在在缩减经费。所以你这个大学是不是一流，不是你说了算的，说到底还是你这个社会，你这个民族，你这个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最后说了算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再往下100年，可能是要在整个国家，全面复兴的过程中，去营造一套崭新的理念，去总结我们宝贵的经验，让它上升为在国际上具有感召力的一套新的价值观，一套新的理念，一套新的管理方式，让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贫穷的国家，知道如何让老百姓过上比较宽松的现代化的生活，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学美国，这才是大学的使命。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件事真正干成了，你自动就成了一流大学了。你不能今天用机械唯物主义办法证明。
最新的排名据说清华把北大超了几名了。某家国外媒体，把清华的排名，在世界排名提高了几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搞百年校庆，不知道。我看这有什么呢，把排名提高了，还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厉害，还不是看到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吸引了很多的留学生，奥运会之后，留学生人员大幅度上升，中国人高等教育有钱了，中国现在到处派留学生，中国的很多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国外合作办学的对象。并不是我们多发了几个Science，Nature论文。
所以我觉得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范围内据理力争，营造一个，树立一个总结一个中国的理念，把中国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尽管还在改善的做法，能够合理的客观的告诉这些全世界的其他人，这件事情是我们新开放的一个重点。
最后讲学术界。学术界的新改革新开放过程中的任务，或者说使命也好，就是三件事。
第一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中国经济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力图走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体。这时候恰恰的需要我们的学者，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去研究这个经济体里发生的非常独特，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这样的研究是会有创新的，一定会有创新的。
我还讲房地产的例子，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经济还比较穷，人均GDP仅仅为4000多美元，可是货币总量世界第一了，超过十万亿美元了。有哪个国家，是如此城市化的，农民工可以进城，可是不给他长期的居住权，小孩不能带进来上学。有哪个国家老百姓如此看重住房和土地？有一些人搞三四套十套房子，既不住，也不租，也不装修，当成收藏品，真的太独特了。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在股票市场上去买那个期权，明明知道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了，还在最后一分钟炒作，这是太独特的中国特色了。哪有一个国家，13亿人口，耕地如此之少，光靠增加土地供给来压房价，得要压到什么时候去？这都是中国的特色，你不针对这个中国特色去研究，简单的照搬市场经济的原则，只知道想用供给和需求解决问题，哪能行。如果仅仅重复供给跟需求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一本保罗Ÿ萨缪尔森打遍天下就够了。30多年前高鸿业先生翻译好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不要去更新就行了。所以一定要研究中国实际的情况。
第二，认真研究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千差万别，远远比教科书的描述要复杂，必须仔细研究。德国人有自己控制房地产的方式，德国人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房地产过热，德国人，很多人工作了很多年，还是高高兴兴的租房子住，德国的房地产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新加坡的房地产搞的很好，政府的投资量，年复一年比香港多多了，老百姓也安心，新加坡大学现在比香港有竞争力了，这点我有了解，有根据。我们清华今天跟别人竞争人才，招聘教授，新加坡一给就给一个有海景的，120平米的房子，比香港的还好，香港现在也要交点钱，新加坡人家住房条件，比香港还好，工资比香港还高。我们这儿可好，不仅没有房子，还得把人挤到五道口，四万到五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所以你怎么竞争得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去仔细的研究，不去认真的研究。不说别的，我觉得作作为一个学者，你都不可能有创新，国外同行们都不愿意跟你交流。他们来中国，经常问我们，你说的经济学的理论我都知道了，请你告诉我有关中国的新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要突破。所以学者的第一件就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用现代化的经济学的研究的方法，认认真真研究中国经济所碰到的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欧洲美国在他们发展过程中所没有碰到过的。
第三，必须认认真真研究当今这个世界的问题。睁眼看看这个世界，规则正在改变。比如，对金融衍生品是不是要管，投资银行是不是要跟商业银行一块监管，投资银行是不是可以搞自营业务，利弊何在？资本管制是不是要管，就是热钱涌入，是不是要收税。西方人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世界上公认的宏观经济专家斯坦利费舍尔做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以前绝对是保守主义，绝对是要反对资本管制。现在做了以色列的中央银行行长，写文章反过来说应该搞资本管制，他的观点都变了。IMF最近也承认，资本管制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支持的。我们还这么死抱着原则不放。我觉得这些不仅对不起中国也对不起世界，所以一定要睁眼看世界，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些中国的研究，中国的视角，做好研究，去参与国际新的制度的建设。所以在这个时期我倒是觉得，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们没有事可做了，确实有事可做。经济学家们现在备受攻击，我觉得我所谓，既然网民不能公开攻击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攻击攻击我们无所谓，这怕什么。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咱们讨论就是了。
我想更重要的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真正做好我们研究，做好我们的教学，培养出一批新一代的国际化的，高层次的国际化的人才，走向世界，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