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攀是“嘻哈包袱铺”的“领导”，也是最核心的成员，也是这个团体里年纪较小的人，让这么多比他年长的人服他，一定需要能耐。他很健谈，但他说生活里的自己算不上幽默。阳光帅气，但也成熟稳重，高晓攀有着超越年龄的很多东西。对于自己“领导”的这个队伍，高晓攀坦言压力很大。“我每天都很担心明天。”但他同时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我就是要做中国相声界最洋气的一个团体。”

    东方早报：当年怎么会想起做“嘻哈包袱铺”？

    高晓攀：说白了还是穷吧。那时候真的挺穷的，啥都没有，但就是有做相声团体的这个愿望。大家都有兴趣，想干那么一件事情，没多想就去做了。最后这么成功也没有想到。

东方早报：那大家为什么都认你做这个头？

    高晓攀：可能大家都还比较认同我的很多想法和做法。觉得我这样走的方向是对的。

    东方早报：现在“嘻哈包袱铺”火了，你们的演员们是不是收入都很高？

    高晓攀：其实没有，平均一个月也就三四千。最早的时候一个月才600元。不过，如果你相声说的好，出场多就收入高，一个月多的能有六七千元。另外我们年底的时候收入会多一些。因为那时候各种演出机会多。我们的演员现在都签在了公司，出去演出都会给公司佣金。

    东方早报：那这个好坏谁来判断呢？

    高晓攀：观众。我们每场演出都会有剧场经理做监测，会根据观众反响打分。而且现在都有微博，你说的好不好立马就有反馈。如果你真的水平差，一个月也就只有两三百收入，特别惨。

    东方早报：怎么样才能进入你们这个团体？

    高晓攀：我们现在免费给有兴趣的学员提供培训。很多都是相声爱好者，如果说得好，我们会有考核，通过了就能成为我们的一员。

    东方早报：也就是说你们的成员会有流动？

    高晓攀：是的。去年有一段时间，走了很多人。因为有一个投资商拉了我们这里一个演员也想做一个相声团体。开出的条件是一个月1万元的月薪保底，还不算演出费。然后就一起走了一拨人。我当时就说，相声这一行，是先有能耐和名声，然后才有利，你跨过了这前两条直接奔着利去，可能不长久。最后，果然没多久这个团体就散了，投资商一下子就赔了几十万。北京这两年有很多人打着“80后”的招牌做相声团体，像“挚友”、“宏春社”，但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最后都散了。他们只看见我们火，却没明白这背后的本质。

    东方早报：本质是什么？

    高晓攀：就是演员的素质、团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带着大家一起走。

    东方早报：你觉得“嘻哈包袱铺”火起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高晓攀：我们现在的相声忘记了很多东西，听相声本来就是来找乐的，但我们现在很多相声就是给大家找气的。我觉得相声一定是通俗的艺术，千万不要觉得它高雅。我们希望找现在流行的东西说相声。比如这次来上海，我恨不得天天逼迫演员们去挤地铁，感受一下上海白领们的生活。有一次来上海演出印象特深刻，天太热，演员们恨不得光着膀子上台。但看见台下有很多男生西装革履背了一双肩包来看演出。我对大伙说，“看，这多半都是日企。”我觉得观察生活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像周立波说的，要保持每天的阅读量，关心社会和新闻。

    东方早报：现在你们每周有21场演出，两个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会不会有压力？

    高晓攀：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也是因为减少演出后成本不会变低多少，而且我觉得演出就是要坚持。我们“嘻哈包袱铺”是全国唯一一个每天都有演出的团体。但我确实每天都很紧张，都在担心。我们的演员规定一个月不能重复自己的段子，大家也在努力自己创作，老话说的，人得自己成全自己。另外，因为我做经营这些事情，我创作的视野会不一样，我这两年遇到了特别多的高人。

    东方早报：德云社的演出现在已经是很多去北京的旅游者必看的项目，你们的观众有外地来的么？

    高晓攀：很少，但我们和德云社风格确实不一样。我们后台的人经常是6台PSP联机在打游戏，但德云社的后台成员大多都是转着核桃摇着扇子。他们也有“80后”，只是大家的氛围不同。

    东方早报：你觉得必须要差异化竞争吗？

    高晓攀：这是肯定的。我就是要做相声界最洋气的团体。不仅包括节目内容，还有营销方式。我们现在都是和一些年轻的品牌合作，因为我们的观众和他们的目标人群一致。这次来上海其实也一样，因为上海有更多这样的企业，但上海的相声市场是零。我们很希望开拓这个市场。

    东方早报：会不会担心，大部分观众来看过你们的演出后，你们的市场会慢慢变小。有一天不再这么红火？

    高晓攀：我觉得不会，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大家的笑点也在变。今天我们可以说抢盐热，明天我们可以说张朝阳的官司。你只要每天都能讲新鲜的好玩事，观众就一定会有兴趣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