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
    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在明代，就曾经有人把徽商分为“贾名而儒行”的“儒贾”和“以儒饰贾”的“贾儒”两种，都是具有相应文化程度的商人。他们在商贾活动中，大多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塑造了一代代文化徽商的形象。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忠诚立质，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徽商“贾而好儒”，虽然对传统商业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徽商在商—儒—仕这条传统世代的康庄通道上，鼓励子弟重儒求学，以借助科举取士搏得功名簪缨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从而找到了支持和保护自己的靠山，他们便可凭借特权在流通领域获得厚利，而不必向生产领域投资。这样就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可能渠道。
    另外，徽商“贾而好儒”，又进一步促使商人与地方封建宗族势力粘合得更加紧密，而宗族观念极深的徽商大都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封建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于是徽商资本的出路就多了一条刻着封建印记的管道。总之，徽商这个商帮的封建性更加牢固。而到清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没落，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儒术也更加趋于腐朽，徽商随之也就在外来资本和其它区域民族资本的冲击之下，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最终成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一只“经济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