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踏入徽州，立刻就会被徽州独特的建筑、精美的雕刻、浓郁的乡土文化与人文景观所吸引：屯溪的老街、歙县的许国牌坊、祠堂及屯溪柏树街东里巷的明代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程敏政所建的三幢“程氏住宅”；徽墨、徽砚、绘画、经学、医学、徽剧等，这是徽商创造的又一奇迹。
    先前史学家们在谈及徽商时，觉得他们身上有别于其他商帮的地方，是“左商右儒”，是说徽州人第一是经商，第二是考学。发家致富之后，他们普遍的做法是“左商右儒”，读书入仕变成他们又一个主攻目标。另外，徽商的可贵之处就是发迹之后，他们不是守财奴，不做金钱的奴隶，嗜钱如命。他们很有发展眼光，兴师重教，将大笔钱财投向教育：建学院、盖会馆、请名师，不惜重金培养下一代。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深层次的文化根基。
    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经商活动中的作用非同小可。而早期的徽州商人主要经营“文房四宝”及茶叶、木材等，可谓与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这一点是其他商帮不可比拟的。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愈高。”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再如黄莹、许秩、鲍鸣歧、闵世章等皆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之前皆系统地学习了经商理论，从古人经商成功的范例中汲取营养而显得底气十足。因而，徽商比其他商帮多了一个取胜的法宝，一把启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文化素质。汪绍铨先生在《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明确指出：“徽人往往以《货殖列传》所载的商界先贤为榜样，进行远途冒险经营。明嘉靖年间，徽商许秩就是读了《货殖列传》，不顾路途遥远，前往四川成都从事商业活动的。”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账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
    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在明代，就曾经有人把徽商分为“贾名而儒行”的“儒贾”和“以儒饰贾”的“贾儒”两种，都是具有相应文化程度的商人。他们在商贾活动中，大多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塑造了一代代文化徽商的形象。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忠诚立质，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徽商“贾而好儒”，虽然对传统商业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徽商在商—儒—仕这条传统世代的康庄通道上，鼓励子弟重儒求学，以借助科举取士搏得功名簪缨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从而找到了支持和保护自己的靠山，他们便可凭借特权在流通领域获得厚利，而不必向生产领域投资。这样就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可能渠道。
    另外，徽商“贾而好儒”，又进一步促使商人与地方封建宗族势力粘合得更加紧密，而宗族观念极深的徽商大都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封建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于是徽商资本的出路就多了一条刻着封建印记的管道。总之，徽商这个商帮的封建性更加牢固。而到清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没落，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儒术也更加趋于腐朽，徽商随之也就在外来资本和其它区域民族资本的冲击之下，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最终成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一只“经济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