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 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
    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这些变化使行盐的商人可免赴边纳粮之苦，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方便。所以从这以后，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扬州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且以“盐策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这时山、陕商人虽也纷纷改边商为内商，奔赴扬州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于徽商之下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为疏销积引，推行纲法，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 每年派行新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参加。其他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于是随着纲法的依靠， 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便固定下来。所以从这时起，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这时在扬州的徽盐商中，继黄、汪、吴数姓而兴者又有江、程、徐、郑、曹、宋、鲍、叶诸族。他们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 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
 　　当时支商这中又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一般由资重引多，办事干练充任。每年征课办引时，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每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分，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他们或夹带私盐，牟取暴利；或放贷资本，盘剥散商； 或以聚资捐输为名，中饱私囊。所以充任总商的人，没有一个不大发横财的。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常占其四。乾隆时，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铺张，徘徊接驾。清廷对他也屡赐宴赏，优礼有加并授以布政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帑银30 万两，以供他周转资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现象，充分反映了徽盐商的财雄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