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是戏剧家汤显祖所作。明朝的时候，汤显祖已经感受到了徽州商人一身的“金银”气了，只是，汤显祖带着什么样的“梦幻”去徽州的，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汤显祖到徽州是去看他的朋友的。汤显祖的朋友是汪廷讷。
汪廷讷是徽州休宁人，作为一个商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丰富；作为一名剧作家，汪廷讷在戏剧方面的影响也较他的朋友汤显祖相去甚远。但是，在徽州说到“坐隐园”，或者，在中国版画界提及“环翠堂园景图”，那却是一个能够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坐隐园”是汪廷讷经商成功后在家乡建造的一个庞大的园林，又叫做“环翠堂园景园”。这一幅版画，就是根据汪廷讷的园子而绘刻的。高24厘米，长1488厘米，这是中国版画之最，是集徽派版画、当时徽州的民俗与徽派园林与一身的杰出作品。“黄山白岳”、“松萝田园”、“湖心亭”、“园林”，群山环抱，“坐隐园”如同镶嵌在青山秀水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园子里，汪廷讷创作了许多作品，戏曲、传奇，还有围棋棋谱。他还亲自请来了歙县虬村著名的刻工高手，将自己的作品刻印出版。里面附录了大量的插图，那些木刻版画均为当时名家绘制，后人评价“异常精美”。
明代的后期，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的思想最开放的时期，特别是万历时期，高度的经济发达以后，产生了一些市民的阶层，他们喜欢看通俗小说，喜欢看一些戏曲的东西，而徽州商人就迎合小市民的情调，因此看我们的徽州刻书，加明代后期的书基本上都是小说，戏曲之类的书籍，而且市民阶层的人，光看文字不行，他必须要有图，因此在绘图上头，也是徽州商人首先想到的，扩大自己的市场，争取市场的份额，因此他就在绘，绘图上面，插图上面他是动脑筋的，这个就是跟当时的为什么，当时苏州的刻书，广州的刻书，福建的刻书，北京的刻书逐步逐步地搞不过徽州刻书，也就是因为他出图书的方式方法上，很多的图上面，他胜过了其他的商人。
郑振铎对这一时期的徽州刻书和版画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写道：“他们雅正端庄，他们温柔敦厚，他们富丽精工。他们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他们温柔，恰到不没骨气的程度；他们富丽，恰到不金壁辉煌、令人目眩的程度；他们精工，恰到不过于琐碎……他们是恰到好处的‘健美’的作品。你，虽一时说不出他们的美究竟在什么地方，但你一眼望过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艺术，那是可愉悦的。那便是所谓‘古典的美’的作品。”
黟县南屏之所以声名响亮，是因为村中遗存了多幢祠堂。当年，村中程、叶、李三大家族，都是大族，他们所修建的祠堂规模都很大，并且保留至今。这三大家族，出了不少商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李氏家族的李忠煝了，据说李忠煝是黟县最成功的商人。我们今天看到李忠煝的名字，不是在县志或者府志里面的货殖篇里，而是在罗愿的《新安志》著作中，这部著作由李忠煝捐资刻印；黟县另外一名大学者俞正燮，他写的两套书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居士内稿》，一个叫《葵巳存稿》，其中，《葵巳存稿》也是由李忠煝捐资刻印。
胡适先生说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到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里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适将徽人外出经商对文化教育的好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宋元以来，徽州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起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徽属6邑有很多书院，讲学蔚然成风。
重视教育，必出人才。据统计，徽州中举人者在明为298名，清有698名；中进士者明392名，清有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它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蟾宫折桂，游历魁台，在深山僻壤也不乏人。于是徽州便流传有不少科举佳话。
徽州商人他有个特点，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们自己有的过去读过书，有的就读书不多，后来看看都感觉到读书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们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读书到外面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先是考秀才，再考举人，再到北京考进士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他们对教育很重视。所以过去有这个话，国有学，州有序，乡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级一级的学校，乡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办的，都是民办的，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抱一书屋”是徽商李忠煝捐资兴办的，这一处建筑与南屏村中其他的建筑风格有些区别，似乎有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小巧。当年家族里的孩子在这里发奋苦读，望着花窗外的高墙，心中澎湃的一定是到京城科举入仕、到苏州经商创业出人头地的豪情壮志。
紫阳山中，披云古道，我们看见了山腰里的新安画派大家渐江的墓。渐江是徽州人，对徽州的山水感情尤深。他晚年曾寄身于歙县城西披云峰下的太平兴国寺，从那以后的8年时间里，每年必游黄山。在他的坟茔不远处，是继他之后300年，“生渐师之乡、传渐师之艺”的新安画派又一著名画家汪采白墓。历经动乱，这里已是碑石俱毁，没什么痕迹了。汪采白之后，新安画派的又一大家是黄宾虹。黄宾虹的家乡，在歙县深处的潭渡村，那儿绿树葱笼，水天一色，黄宾虹纪念馆，掩映在林木深处。
“以儒立身，学道参禅；读书万卷，瓦砚三穿；云烟为友，万壑在胸；爱写黄山，西爱白岳；渴笔亮墨，荒寒自然。”这是新安画派的风格。新安画派，源远流长，这当然与新安大好山水的陶冶不无联系，而新安又是文房四宝的故乡，自然也为新安画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它兴起的真正内因却仍然是徽商经济力量的发展。
当时在西溪南，有很多都是收藏的大家，这是徽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徽商在外面赚了钱以后，他就是不惜巨资购买字画带回故里，这批字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根据收藏目录来看，在中国美术史上，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都知道有重要影响的，一批晋唐宋元的一批代表作品，就是国宝级的作品都经过徽商之手，所以那时候在西溪南就是有东晋的王羲之的作品，也有元四家的，黄公望的，倪云林的作品。刚才提到吴不言家，吴不言家收藏了很多倪瓒的作品，倪瓒的很多精品，就是代表作品几乎都被徽商购买收藏了，所以在吴不言家，画史介绍非常生动。谈到渐江，一开始他可能跟吴不言还不是很熟悉，记载他是，到了吴家见到了倪瓒的画非常激动，不走了，佯装生病，就在吴家住了三个月，天天关起门来看倪瓒的画，那个对他画风的转变起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记载他，就讲他在这之后，就觉得心有所悟，下笔就觉得非常飘逸了，然后把他原来的画作悉数销毁，所以在他前期的作品，看的很少，他传世的作品，很多就是受了倪瓒影响的一批影响他画风的一些作品，他直接的画风的转变就是因为在吴不言家看了很多元代倪瓒作品，所以徽商的收藏跟新安画派的关系，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据统计，明清以来，徽州有画家767人，一个地区在300多年里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知名画家，这是其他地方不能匹敌的。徽州籍绘画大师黄宾虹生前曾经常感叹：“家乡宣歙文化，不亚江浙二省，且或过之，所惜未能团结精神，光大前哲学术。”黄宾虹这里说的“宣歙文化”，显然是包括书画艺术在内的。不仅如此，黄宾虹还说过他的家乡“潭渡自明以来，书画名家均在江浙以上，惜后世提倡之者无人，可叹可叹。”
1891年年初，黄宾虹带着行李，辞别家乡，来到了古城扬州。
黄宾虹拿着父亲黄定华写的信，找到了寓居扬州的盐商何芷舠。何芷舠热情接待，还把他介绍给曾任两淮盐运使的收藏家程尚斋。何、程两家收藏极为丰富，不仅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和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元、明大家的书画，还有明末清初，如石涛、弘仁以及邓石如、包世臣等人的作品，这让黄宾虹欣喜若狂。
黄宾虹在扬州呆了十年，黄宾虹有一个全集，全集当中有一个书信集，书信集的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都是写给我的，你看我跟他的关系多深。我跟他相差59岁，他比我大59岁，但是关系很好，他上面就讲到，歙县是他的故乡，仪征也是他的故乡，所谓仪征就是扬州……鄙人（黄宾虹）年二十余，二十余岁的时候，侨居邗上近十载，在扬州住了十年。他住的地方叫“李官人巷”，还有这个地方，扬州“李官人巷”，李，十八子的李，“李官人巷”。当时他做的事情，盐商不是有公所嘛，就是盐商办事的地方，在里面做文书，另外在盐商家里做西席，当时就是做秘书。在扬州呆了十年，他的画很多都是在扬州学的，他最推崇扬州一个画家，叫陈若木，所以他跟扬州的关系很深，他跟我关系好也就通过这个。这个是到扬州后期了，盐业已经到后期了，已经到了光绪年间，还培养出一个大画家黄宾虹。
与同一时期雄踞于中国商业舞台的晋商相比，徽商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以自己巨大的商业利润，孕育滋养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所以梁启超才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这其中也包括新安医学的繁荣。新安医学是典型的徽商财富浸润下形成的一种医学流派，其兴衰与徽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有关。
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明将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清兵大肆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这之后，第一位返回扬州的医家即徽人程郊倩。显然程氏此时返回扬州绝不是为医学交流，而是随徽州盐商而去的。扬州乱后，由于盐务的需要，躲避在外的徽州盐商已纷纷返回扬州。而因商人健康的需要，新安医家便紧步后尘。
像程郊倩一样，明清两代新安名医流寓外地的人数极多，流寓区域也极广泛。著名的有祖籍徽州的叶天士，民间居然传为“天医星”下凡。叶氏一门数代在苏州行医，主要服务于徽商。他在苏州阊门外上津桥的寓所，门临运河，据说每天泊舟无数，都是江南各地慕名而来的富商大贾。
徽州盐商“黄氏四元宝”在瘦西湖一带建了大量的庭院，就在这样的豪宅里，黄履暹延请名医叶天士与其他名医一起考订药性，又出巨资为叶天士刻印医书。
正是徽商的大量投入，才得以形成明清两代新安医藉之兴。
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为庆祝乾隆八十寿辰进京，此后，从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间，四大徽班成为京城剧坛的盟主。
据《梦华琐薄》记载，道光间，“戏庄演戏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广乐园亦以徽班为主”。这时的徽腔，除主要采用二黄、西皮两大唱腔外，还吸取了其他剧种的优点，如西秦腔、梆子、吹腔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的京剧艺术。
徽商虽然是徽州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但是它对昆曲的发展也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因为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成为当时北京剧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所谓徽班不是说演徽剧的班，而是说由徽商组织的。它当然是以唱二黄调为主，二黄调就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叫西皮二黄嘛，那么这个徽班当时乾隆八十大庆的时候，去了好多个，十几个徽班，其中最有名的四大徽班后来称为四大徽班，我们今天所说的老板那就是徽商。
大盐商江春凭借自己巨大的财富蓄养了两个家班：德音班和春台班。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说：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德音班唱的是昆腔戏，春台班唱的是花部戏，也就是乱弹戏。当时苏州的杨八官、安庆的郝天秀、四川的魏三儿名声最响，传说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动人，直令观众销魂，人称“坑死人”。为了自立门户，扩大影响，江春花费重金征聘这些名角，“演出一戏，赠以千金”，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
一出《牡丹亭》，耗银16万；一出《长生殿》，费银40万。
徽州盐商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倡导着扬州的戏剧潮流，使得明清时期的扬州成为中国的戏曲中心。
春台班与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等四大徽班一起赴京演出，谱写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华彩的一章。
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的诞生，确立了京剧在中国戏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这是徽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祁门余庆堂，株林村的一个戏台，一个雕刻精美绝伦的老戏台。
站在上面，恍惚还能感受到当年人声喧哗、锣鼓喧天的场景。
透过戏台的光影，细细品味着徽商的百态人生，彷佛看到了他们在商路上的创造、抗争与沉沦……
徽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徽州，还有心中诸多的疑问。
那些曾经活跃于这座戏台之上的，或扮演帝王将相，或扮演才子佳人，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戏剧扮演者；那些曾经闻名全国的徽州刻工，包括建造这座精美古戏台的工匠；那些曾经纵横四海，足迹遍天下的徽州商人……
这一切都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了。
历史甚至淹没了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