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国情新变化

 

作者: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在世界上的230个国家或地区中，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2个，[1]中国是一个人口巨国，相当于十几个上亿人口国家的人口总和。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人口国情，影响着中国以及世界的发展。

    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3972万人，比《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所规定的2010年总人口控制目标（也是约束性指标）136000万人，少了2028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的一半。看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2]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进入了比较严重的少子化，估计妇女总生育率在1.6左右，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为2.1）。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十年（指2010-2020年）人口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不仅明显低于刚刚通过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2011-2015年）0.72%，而且总人口规模还明显低于该规划所提出的139000万人的约束性目标，估计可能为136500-137000万人之间，少了2100-2500万人。中国面临着两大的人口挑战：少儿人口规模迅速减少的少子化以及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老龄化。

    全国人口普查是基本国情的调查，既使我们对总人口及其构成、分布和特征的“家底”心中有数，又可以使我们对未来人口增长惯性及挑战未雨绸缪。这与10年前（指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20年前（指1990）的第四次人口普查、30年前（指1982）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还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中国妇女生育率是不是越低就越好？总人口增长速度越慢就越好？怎样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国情的新变化及趋势？怎样前瞻性地预见、主动地适应、积极地应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挑战？怎样为后人减少人口负债、增加发展红利？这都需要“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真正“实事求是”，勇于“思想解放”，及时调整已经过时的具体生育政策和退休政策。

    这里我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年4月28日）、第2号（2011年4月29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对我国最新的人口国情作一分析，特别是过去10年来（指2000-2010年）全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年龄结构、地理与城乡分布等人口的结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国际的比较，并对未来人口发展与挑战有一前瞻性的深入分析。

    一、中国人力资本大幅度提高

    过去十年（指2000-2010年）不仅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为10.46%），而且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10%（为10.12%）。从国际比较来看，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人力资本增长最高的历史记录。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4563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196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4068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87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两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18631万人提高至2010年30763万人，已与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美国的总人口（为31323万人）相当接近。[3]预计到2020年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突破2亿人，高中与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接近4亿人，也大大超过美国总人口（约3.4亿人），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量（1.7亿人）的两倍，在考虑到中国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加速趋同的情况下，就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人才资源强国、世界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最丰富、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

表1 我国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长（2000-2010）

	2000	2010	年平均增长率（%）
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万人）	4563	11964	10.12
占总人口比例（%）	3.60	8.73	—
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万人）	14068	18799	2.94
占总人口比例（%）	11.11	13.72	—
合计（万人）	18631	30763	5.14
占总人口比例（%）	14.72	22.45	—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大学程度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明显扩大，是六普数据所提供的中国人口国情最大亮点。首先，从大学程度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看（见图1）， 1949年中国在上半个世纪累计的大专以上人口仅有18.5万人；1978年增长至400万人；到2000年达到了4571万人，接近于韩国总人口（为4684万人）；到2005年达到6764万人，超过法国总人口（为6291万人）；[4]2010年达到1.2亿人，高于世界第十一大人口国家墨西哥总人口（为11372万人），与世界第十大人口国家日本总人口（为12648万人）接近。[5] 在2000-2010年具有大学程度增加了7393万人，其中这10年来大学招生4944万人，占66.9%，成人高等教育毕业2197万人，占29.7%，自学高考845万人，占11.4%。[6]这正是1999年中央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2002年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等一系列决策的“教育红利”，不仅使中国在2002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而且使这一毛入学率在2010年达到26.5%，大学适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

图1 全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得出。

    中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集聚趋势更加明显，北京、上海等迅速成为世界级人才城市。北京市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990年只有100万人，2010年达到617.8万人；上海从1990年的87万人达到2010年的505.31万人；天津从1990年的41万人达到2010年的226.16万人；尽管重庆2000年仅为87万人，但2010年达到249.3万人，年平均增长达到11.15%，是四个直辖市最高的。（见表2）四大直辖市合计占全国总数的11.5%。可以认为，北京、上海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不仅居全国各城市之前列，也居世界各大城市第一位与第二位。根据最新的《2010年北京人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北京人才数量达到337万人，相当于东京（为207万人）的1.63倍，相当于纽约（为108万人）和伦敦（为109万人）的3.12倍。[7]这表明，北京不仅是中国大学之都、人才之都，而且也成为世界大学之都、人才之都。

表2 四大直辖市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990-2010）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万人）
1990	100.63	87.18	41.01
2000年	232.8	179.5	90.15	86.58
2010年	617.8	505.31	226.16	249.3
占全国比重（%）	5.16	4.22	1.89	2.08
1990-2010年 平均增长率（%）	9.50	9.18	8.91	11.15
每十万人口大学文化程度人数
1990	9301	6534	4668	1070
2000	16843	10940	9007	2802
2010	31499	21952	17480	8643

   数据来源：全国数据来自于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北京、上海、天津数据来自1990、2000、2010年该市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不仅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有效市场需求发展演变的强大推力。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特别在其影响下家庭结构从传统“大家庭”不断演变为“小家庭”，即家庭平均人口迅速下降。2000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3.44人，2010年就已经下降为3.10人。家庭住户的迅速增加会对住房需求产生巨大的有效刺激。例如，2010年全国商品住宅房销售面积9.3亿平方米，[8]相当于美国最高峰时销售面积的3倍，更相当于日本的10倍。这说明人们的住房需求非常旺盛，也是房价不断攀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化本身也意味着城镇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动，我国城乡结构经历了从二元到四元的历史轨迹，它已经不是通常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较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由城镇地区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以及农村地区传统农业与非农业组成的各不相同且同时存在的四元结构。这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之处。从180多年前，中国先后走过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从60多年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演变和进一步强化；从30多年前，中国又先后出现了三元（农业、农村工业、城镇）、四元（农村地区中的农业与非农业经济，城镇中的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转型；未来的几十年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必须按照这一独特的历史逻辑走向四元一体化，尤其是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已经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从二元或者三元到一元的转型道路。换言之，在中国所呈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因而未来演变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9]为了顺应这些发展趋势，从国家“十一五”就开始形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四化”的基本思路，即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表3  中国城市化进程（1978-2010）

数据来源：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9 Revision,

http://esa.un.org/wup2009/unup/.

    中国已经在进行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从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仅有的1.7亿人增长到现在的6.66亿人，已经多于拥有27国成员的欧盟总人口（5亿），年平均增长率为4.32%，中国站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不足10%提高至17.7%（见表3）。展望未来，城市化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将继续快速推进。“十二五”时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城镇化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估计城镇人口将达到7.5亿，农村人口减少至6.2亿人，完成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城镇人口为主社会的重大转型。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超过2亿多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解决“安居乐业”和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如此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三、重塑中国人口经济版图

    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仅带动着城乡结构的巨大变化，也是成为促进人口在区域间流动、重塑中国人口经济地理的重要驱动力。实际上，“人总是往高处走”，尽管人口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但是基本方向则是不断从比较落后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密集较大又比较贫穷的地区，流向发达的、人口更加密度的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等地区。同时，人口跨省流动、进城务工的规模不断增大。这导致一些省市总人口快速增长，在2000-2010年期间增长率超过了10%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沿海三市两省和西藏、新疆、宁夏西部三区；首次出现重庆、湖北、四川、安徽、甘肃负增长率（见图2）；其余地区处于低于10%的增长率。广东省总人口规模增加幅度最大，其次是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等，有5个省份总人口数开始下降（见图3）。部分省份即使人口绝对数继续上升，但占全国比重却不断下滑，如河南省、湖南省、吉林省、辽宁等10个省份（见图4）。

图2  人口增长率（2000-2010，%）

 

图3  各省人口绝对数变化（2000-2010，万人）

 

图4  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比重变化（2000-2010，%）

 

数据来源：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在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流动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已经作为最活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也不断集聚，明显地改变了总人口的地区排序（见表4）。沿海发达地区人口总数急剧增长，从而改变了人口大省的排序。2010年，广东省总人口突破1亿人口大关，达到1.04亿，占全国比重达7.79%。广东省在各地区中首次成为“增长型经济体”，即GDP超过世界总量的1%，达到1.06%，已经成为“增长经济体”。另外，山东省人口数达9600万人，居第2位；河南省为9400万人，从2000年第1位降为第3位。

表4  总人口规模前5名省份排序（2000和2010年）

排名		1	2	3	4	5
2000	省份名称	河南	山东	广东	四川	江苏
	全省人口数（亿人）	0.92	0.91	0.86	0.83	0.74
	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7.13	7.05	6.67	6.43	5.74
2010	省份名称	广东	山东	河南	四川	江苏
	全省人口数（亿人）	1.04	0.96	0.94	0.84	0.79
	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7.79	7.15	7.02	6.00	5.87

    数据来源：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从人口流动来看，即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比2000年增加1.1亿人，增长达81.03%。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反映了人民群众为了寻求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治学中的“Tib out原则”，即“人们会用脚投票”，选择适合自己居住工作的地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政策的不断宽松化。这些政策不但加速了地区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更使人民充分享有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就学自由，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自由革命，势必极大地解放人民的生产力，激发人民的创造力。

    四、人口信息更加透明、更加全面

    与以往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覆盖面更加全面，也更加透明。首先，此次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中国现役军人230万人，极大地显示了中国的开放和透明程度。

    其次，首次公布于众的数据还包括在大陆的港澳台同袍数、外籍人口数：香港是23.5万人，澳门是2.1万人，台湾是17万人，持外国护照的人是59万人。[10]

    中国人口国际化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比重仍然非常小。港澳台来大陆以及外籍来华人士中，主要以商务为目的20.5万人；以就业为目的20.2万人；以学习为目的20.2万人；以定居为目的18.7万人，等等。其中，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排前五位的分别是韩国人12万、美国人7.2万、日本人6.6、缅甸人约4万、越南人约3.6万人。

    境外人士合计102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仅为0.76%，相对而言，这一比例还太低。不论是从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来看，还是从不久的将来上升为第一位的趋势看，这一比例都与其极不相称，我们已经到了充分利用全球人才资源的最佳时期，在吸引境外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外国留学生等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应采取更加灵活的路径、便利化措施，使这一潜在优势变成现实优势。

    五、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少子化和老龄化

    中国人口发展已经面临两大突出挑战：少子化和老龄化，无论是少儿人口下降数还是老年人口上升数都高于预期。这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使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11]

一是我国正在经历世界速度最快的少子化，少儿人口已经不足印度总数的60%。从1990年以来，由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少儿人口即0至14岁人口绝对数持续下降，从3.17亿人降至2010年的2.22亿人，减少了30%。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7.7%下降至16.6%，也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数据（18.5%），[12]相差了仅2个百分点，约少了2500万人。今后中国少儿人口绝对数还会进一步快速减少，占人口比重还将继续下降。尽管中国总人口高于印度，但是从1990年印度少儿人口就超过中国，到2000年已经是中国1.26倍，2010年又进一步上升为1.69倍（见表5）。中国的少子化的现实严重程度和未来严峻形势将对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却没有引起决策者高度关切，还在一味“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今日的现行政策是30年前的政策，今日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是过低生育率水平。根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等人研究，妇女总和生育率仅有1.63，大大低于妇女更替水平（为2.1），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少子化类型，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留下更加不利的人口条件。

表5  中印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比重（1990-2020）

	中国		印度		印度/中国
年份	人口数 (百万)	占总人口比重 (%)	人口数 (百万)	占总人口比重 (%)	人口数 倍数
1990	317	27.7	332	38.0	1.05
2000	290	22.9	366	34.7	1.26
2010	222	16.6	375	30.6	1.69

中国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年4月28日。印度数据来自：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二是我国正在经历世界超大规模的老龄化，已经超过欧洲总数。我国60岁以上人口由2000年的1.308亿人上升至2010年达到1.776亿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1%，已经超过欧洲总数（为1.6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由10.33%上升至13.26%，占世界总数比重从21.4%提高至23.4%；65岁以上人口由8810万人上升为1.188亿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0%，已经接近欧洲总数（为1.19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由6.96%上升为8.87%，占世界总数比重从20.9%提高至22.7%（见表6）。在1990-2000年期间，60岁以上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31万人；2000-2010年为475万人；2010-2015年可能为800万人左右，到2015年将超过2.16亿人。[13]这反映了从1949-1959年第一次生育高峰人口（累计出生人口2.6亿人）相继进入退休年龄阶段和老龄化阶段，也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退休人群和老年人群，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

表6 中国和欧洲老年人口比较（2000-2010）

	60岁以上人口		65岁以上人口
	2000	2010	2000	2010
老年人口数（亿人）
中国	1.308	1.776	0.881	1.188
欧洲	1.475	1.611	1.076	1.196
世界	6.123	7.585	4.225	5.241
占世界总数比重（%）
中国	21.4	23.4	20.9	22.7
欧洲	24.1	21.2	25.5	22.8

中国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年4月28日。世界和欧洲数据来自：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此外，我国还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2006-2009年期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20左右高位。[14]这是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重要成本。

    可以认为，与30年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做法的人口国情和经济国情大为不同，如果继续坚持这一做法，势必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加剧未来时期中国的人口负债，我们又面临新的政策调整机会窗口，当然也面临原有政策本身的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

    六、结语：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人口国情动态变化、详细掌握中国人力资源基本状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既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也有使人忧虑的“坏消息”，既有发展的优势，也有发展的劣势，既有重大的机遇，也有难以避免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极大提高，大学和高中文化程度人口规模剧增，城市化规模世界罕见，人口经济版图重新改写。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发展挑战越来越明显，不仅老龄化在加速，而且少子化也在加速，未来时期年轻劳动力急剧减少，人口红利迅速弱化。我们始终面临人口惯性增长规律的困扰，不同于几十年前，主要是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手段，避免惯性高增长，而今后，则要及时灵活的调整具体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减缓少儿人口的急剧下降，避免劳动年龄人口惯性负增长。 

    我们常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比喻前人为后人造福。同样也会有相反的事情“前人负债，后人偿还”，这是比喻前人的不当会给后人留下负债。这里的确有一个信息问题，有的收益是当前看不到的，有的成本也是当前看不到的这常常影响决策者的基本判断。中国的人口政策及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典型的案例。做好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做的不好，“过在当代、弊在后代。”

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的教训更是值得借鉴的。在制定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时，我们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

    1949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艾奇逊“中国人口压力论”[15]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16]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从1949年倒1952年各年净增加人口为1000万人左右，新中国面临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生育高峰，这引起了马寅初等人的极大关注，相继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重大建议。例如马寅初提出中国人口控制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只生与两个孩子，提高男、女青年法定婚龄，实行晚婚晚育政策。[17]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提出并实现马寅初近60年前提出的中国人口家庭生育微观目标。

    不过，毛泽东也开始改变了原来的想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承认，“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8]同年3月1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但是没有采取更有效的调控手段，即形成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49-1959年累计出生人口超过2.6亿人），又形成了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1973年累计出生人数超过了3亿多人）。这两次生育高峰使得中国人口总数达到历史空前的规模，也形成了历史空前的发展压力。人们的主观认识总是滞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进展。

    到了70年代初，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劳动就业阶段，引发空前的就业压力，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不得不在经济以强制性的做法将城镇1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时也突破了全国城镇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城镇粮食消费量三大计划指标。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人口多是好事”的观点，他在1974年2月22日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承认“中国人口太多了”。同年，他批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在农村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20]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21]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22]

    从70年代初所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难得的“人口红利”。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对经济增长率和对提高居民储蓄率作出了重要贡献，[23]从而解释了“人口红利”就是前人种的树，后人乘的凉。但是随着今后几十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不断下降以及加速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从“红利”转化为“负债”，从正面影响转化为负面影响。

    一个民族要可持续发展、长久繁荣，既要保持一个合理的人口增长速度，又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因此，中国人口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与中国人口国情变化相适应，与人口动态变化想调整，并不断与时俱进。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突出性问题就是：如何为后人乘凉而栽树？如何为后人缓解人口“负债”而调整已经实行了长达50多年的退休政策和长达30多年的生育政策？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做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也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4]  30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具体生育政策，使妇女生育率逐步向生育更替水平趋同，同时防止出现新的生育高潮。

    历史早已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现实的中国人口国情数据正在督促我们要适时调整。我们需要具体分清基本国策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继续坚持这一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其次要灵活调整具体生育政策。所谓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早就不是“现行”的政策，是30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和调整的具体政策，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根据中国人口基本国情的变化，制定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则需要与时俱进，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陷阱。

    此外需要制定新的人口社会发展战略，构建综合人口发展政策，包括调整具体生育政策、具体退休政策，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政策，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体系，构建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和社区等，着手解决2亿老年人口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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