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庙会，滥觞于唐，定制于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民国， 再兴于今日。泰山庙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庆贺神祇的圣诞，庆贺活动期间，香客游客云集，要吃，要住，要购，要娱，商贸服务和文化娱乐活动也随之出现，庙会也就逐渐变成了一项多功能的活动。鉴于泰山知名度之高，泰山神──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知名度之高，泰山庙会的影响也就甚大甚远了。
     （一）庙会把庆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诞辰作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抬高了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明清时期，不仅在泰安，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建有供奉东岳大帝或碧霞元君的天齐庙、泰山庙或泰山娘娘庙。关于东岳大帝的信仰崇拜，较为典型的例子可举岱庙天贶殿壁画── 《东岳大帝启跸回銮图》。“启跸图”由宫廷学士及内宫嫔娥恭送东岳大帝出行打头，继之是东岳大帝乘舆巡行,最后是地方神灵恭迎东岳大帝；“回銮图”从地方神灵官员恭送东岳大帝开始，接着是东岳大帝乘玉辂返驾， 结尾是宫廷官员嫔妃恭迎东岳大帝胜利返回。壁画高3.30米，全长62米,画面除山水殿阁外，共绘人物691个，其场面之宏大，在泰山上下是空前绝后的，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碧霞元君的信仰崇拜在明清达到了顶峰。明神宗时，郑贵妃为立爱子常洵，钦遣乾清宫近侍“敬诣东岳泰山岱顶圣母娘娘陛前，虔修醮典遍礼诸圣”，“上叩诸天遥鉴,圣母重慈,保佑贵妃圣躬康泰，皇子平安，星辰顺度，疾病痊除，寿命延长，家国协吉”（万历十七年《皇醮记文碑》）。再者，万历皇帝之母孝定皇太后，死后追封为“九莲菩萨”，崇祯帝之母孝纯皇太后，死后追封为“智上菩萨”，并把二皇太后铸成铜像在泰山配祀于碧霞元君两侧。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也借对碧霞元君的信仰崇拜组织农民起义（白莲教信奉的“无生老母”是民间宗教家对碧霞元君的改造），以反抗黑暗统治。另外，明清时期的泰山民间香社，都虔诚地朝拜碧霞元君。如明嘉靖年间，河南开封府六县善男信女朝山进香，签名者达万人以上。再如清代“ 历城旧有北斗永善香会，自明朝至今相传百余年，实乃古会也。每届春间会期，齐集善男信女朝山进香”（《北斗永善香会碑》）。由于碧霞元君被看作是大慈大悲的善神和有求必应的万能神，“ 饮我，福我，寿我，惟神降祥，岂敢祷昧以忘大惠”（ 光绪十年《 重修泰山碧霞元君祠记》）。他们是否正真正得到了神的保佑是另一回事，但他们确实没有敢忘大惠。北斗永善香会大钱向碧霞元君进贡：“贡檀牌位并神龛黄绣花棹各一，黄绣兰铺垫二付，黄缎绣花黄罗宝盖一把，大宝盖一把，黄洋绸盖二把，龙凤旗五色旗八杆，黄宝旗八杆，朱红洋标大社旗四杆，小礼旗六十杆，大纱灯二对，龙拐铜提炉二对，凤提炉二对，大红彩绸一匹，十献供品，朱红大盘十个，兰布小垫三十个，金桥银桥旗伞各一宗。”
     （二）官府利用泰山庙会等引来的香客大发不义之财。据明人张岱的《岱志》记载：“四方香客，日数百起，聚钱满筐，开钱栅，向佛殿倾泻，则以钱进。元君三座,左司子嗣,求子得子者，以银范一小儿酬之，大小随其家计，则以银小儿进。右司眼光，以眼疾祈得光明者，以银范一眼光酬之，则以银眼光进。座前悬一大金钱，进香者以小银锭或以钱，在栅外望金钱掷之，谓得中则得福，则以银钱进。供佛者以法锦，以绸帛，以金珠，以宝石，以膝裤、珠鞋、绣之类者， 则以锦帛、金珠、鞋进。以是堆垛殿中，高满数尺。山下立一军营，每夜有兵守宿，一季委一官扫殿， 鼠雀之余，岁数万金，山东合省官，自巡抚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如此众多的香火钱物，统治者仍不满足，还要征收香客的“ 人头税 ”（香税）。明武宗正德十一年，镇守泰安州太监黎以修缮泰山祠庙为借口，疏请征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当时虽曾遭到都给事中石鉴柱的反对，但明武宗还是采纳了黎鉴的意见，到了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溺志讲赋”，更是随处派遣税监，税征收各种税金，据《明史•李三才传》记载，当时仅泰山岁入国库的香税为二万余两。明人谢肇浙在《登岱记》中讲：“元君者……其乡灵明足以奔走万方土女，所入香缗岁不下六万，其布舍财帛称是官收，其收入以佐匪颁，比者中使榷税是复增十之二矣，而膜顶祝厘者犹肩相触也。”张岱估算的更大些：“山税有例，………每人一钱二分,千人百二十,百人千二万，岁入二，三十万。”（《 岱志 》）明末，政府为了摆脱由于政治腐败和庞大的财政支出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香税之征有增无减,直到明朝政权最后崩溃。
       （三）促进了泰山脚下政治中心地位的形成及泰城的经济、文化繁荣。唐代以前，泰山脚下只是镇级治所，曰岱岳镇。泰山脚下作为县级以上治所在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以后。较早的县级治所在泰安东三十里的博城，曰博城县，唐改为乾封县，宋开宝五年岱移岱岳观下，即今日之泰城所在地也。关于泰安的历史沿革，《金大定重修宣圣庙记碑》有段文字值得注意：“泰安之为州也，有岳祠以壮观其中，有岱宗、徂徕、泮、汶、漕、济以环抱其外，实为周公之封境、孔子之乡国、帝王封禅之所也。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乾封县于此，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改曰奉符，废齐阜昌之初（公元1130年）改为军曰泰安，本朝开国六十有八年（公元1182年）升之为州。”县级行政治所近迁至泰山脚下并升格，泰山之所在是一个主要原因，唐宋之泰山庙会的影响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除前文已引的《水浒传》、《岱志》和《醒世姻缘传》中有关文字外，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岱志》还载：“离（泰安）州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向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到店，税房有例，募轿有例，纳山税有例。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贺，到山者迎。客单数千，房百十外，荤素酒筵百十席，优倏弹唱百十群，奔走支应百十辈，牙家十余姓。”明代山西商人为了在泰安有个落脚处，还在泰山脚下建了“山西会馆”（今名关帝庙）。清末民初，泰城有一家很有名的香客店，名曰“张大山香客店”（本书前面已作介绍），香客店“门面形若府第”，最兴盛时服务人员近百人，高中低档房间及饭菜都有，可以说是一座大宾馆了。在文化艺术方面,宋代以来的诸多诗歌、游记、戏曲、小说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泰山庙会，特别是文学名著《水浒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续集），明人张岱的游记散文──《岱志》、冯玉祥先生的“丘八诗”──《庙会的市面》，直接或间接关于泰山庙会的描写都非常精彩。《水浒传》中燕青打擂东岳是典型的竞技活动；张岱笔下的所谓“斗鸡、蹴鞠、走解、说书，相扑台四五，戏台五四，数千人如蜂如蚁，各占一方,锣鼓讴唱,相隔甚远，各不相溷也”（《岱志》），是泰山庙会文化活动的生动写照。
       （四）今日之泰山庙会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泰安经济的一项举措。《1993年泰山庙会总结》为我们作了简要概括：“第一、泰山庙会以最少的投入，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一业带来百业兴，庙会期间，泰城的车站、商场、旅馆、饭店到处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泰山庙会给泰城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综会效益是难以用文字说明的。第二，庙会是最直接、最好的信息中心，十天来赴会群众达27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了社会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各个行业的人士，他们的所需所求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消费指向。生产厂家、经营单位都能从这里捕获到有用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指导生产与经营，必将会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第三，庙会通过其历史影响力和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商品交易、文娱活动、评品小吃、参观游览等等，把广大的群众聚拢到一起，人们在这里购物、观赏、交流、洽谈，获得了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满足，其乐融融，一片祥和升平的景象，这对于创造 一个更加适宜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