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善于与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深知，不怕官，就怕管，只要他能管住你，那么他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如果官吏心怀不轨，他也会在能管你的人面前诋毁你，让你备受折磨。反之，如果与官方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让官吏成为你的保护伞，那么你的生意也将大有发展。
    徽商喜欢与官方打交道，与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也有关系，他们认为官比商高人一等，能与当官的交往是自己的荣耀。
    在上述两种思想的支配下，徽商涌现出了一批官商，他们或者与当官的来往密切，或者在官僚的庇护下经商，少数人甚至通过捐官的办法，让自己拥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官又是商。
    提起官商，很多人会想到著名的徽商胡雪岩，殊不知，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人物丝毫不逊色于他，这个人就是江春。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广达，徽州歙县江村人，清乾隆时著名的八大盐商之一。他少年时曾立志读书取功名。为此，他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乾隆六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被推荐做官，但因当时官员名额已满，未被接受。这件事改变了江春的一生。从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当时两淮（淮河流域）地区的盐业贸易十分繁荣，而清朝政府禁止食盐自由买卖，实行盐引制度，即只允许盐商在政府的管理监督下向煮盐户收购食盐，然后运到各地去销售。这样，食盐的经营逐渐被一些与清政府联系密切的富商所垄断。江春头脑灵活，处世通达，具备多种经商才能，又读过不少书，因而很快就跻身于大盐商的行列。他定居于当时两淮盐业贸易中心的扬州，苦心经营盐业，其经营规模越来越大，财产也越来越多。
    江春的才能受到盐业同行的推崇，他本人也受到清政府盐运使（管理盐业的官）的倚重。后来，江春被推举为两淮盐区总商，并一直但任该职近五十年。从此，江春成为“一身系两淮兴衰”的盐业巨头。
    身为两淮总商的江春深知，盐商的利益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为此，他不断密切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按当时惯例，逢朝廷有庆典、赈灾、修水利、军需输边等重大举动，都要商贾们捐资报效，尤其是资本最为雄厚的盐商。江春对这类事非常用心，往往是朝廷的旨意一到，就立即四处奔走筹办。靠他在盐商中的声望，即使是几百万的巨资，他也能很快筹齐。江春因此很受朝廷的器重。
    当时曾发生了一起两淮地区官商勾结受贿漏税的案件。此案影响很大，轰动一时。如果一直追查下去，将会涉及前后三任盐运使等许多高官，可是如果不查，在舆论面前又说不过去，一时间让清政府左右为难。当时，江春因涉嫌此案也被押解入京审讯。在审问时，江春一口咬定所有罪责都在自己一人，决不牵连旁人。江春此举既保全了那些高官，又保全了许多盐商。乾隆对江春的态度很满意，就以其诚实为名，不再追究责任，并免于处罚。众官商对江春非常感激，江春在两淮地区的声望更高了。
    一次，有个叫张凤的太监偷盗了皇宫中的金册，畏罪潜逃到南方，官府缉拿了好久都没有抓到。江春知道消息后，立即派人暗中寻访，终于查出了这个人的行踪，并顺利将他抓捕回来，送交朝廷治罪。朝廷对江春更加赏识，并为他加官进爵。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两度来到扬州，迎驾接待等事情，全是由江春来筹划张罗。
    一次，乾隆皇帝在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信口问道：瘦西湖有无白塔？豪吏巨商无言以对。唯江春随口奉应说有，乾隆当即降旨，明日以瘦西湖观塔。其实湖畔无塔，这欺君之罪如何了得。江春事后心急如焚。忽然他灵机一动，连夜派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了一座假塔。翌日，蒙蒙大雾弥锁湖光山色，艘艘画舫荡开碧波轻烟，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峨矗立的白塔，龙颜大悦。
    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败露，就在盐塔的基地上赶建一座白塔。它历经200多年的风撼雨击，仍挺立迄今。由此可见，徽商盐商财力的丰伟。就连乾隆也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江春尽心尽力的接待，让乾隆非常满意。一次，他甚至在金山行宫特地召见江春，并当场解下随身佩带的荷包赐给江春。
    另一次，江春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又赏赐给他金玉器物，并御笔帝书“哈性堂”三个字的匾额。
    乾隆五十年（1786年），江春等盐商又献银100万两，庆贺乾隆登基五十年大典。乾隆皇帝在紫禁城举行盛大的“千叟宴”，特命人请江春远道赶来参加这一盛典。江春到来后，乾隆皇帝还亲自赐他拐杖，真可谓恩宠有加。
    江春任两淮总商期间，朝廷任命两淮盐运使，在离京赴任之前，照例要去向皇帝请示，乾隆皇帝常说：“江广达老成，凡事都可以与他商量。”可见乾隆皇帝对江春是多么信任。
    江春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朝廷却不断为他加官，直至布政使，官居三品，还赏戴孔雀翎，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殊荣。当时人称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盐商们都以有他这样的同行而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