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另外一点颇为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发迹之后他们不做守财奴，不唯金钱至上。他们很有发展眼光，兴师重教，把手中的财富投向当地的教育事业。他们兴建学校、建造会馆、聘请名师，不惜重金培养下一代。这也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目光的长远，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对财富积累的重要作用。
     在宋代新安理学的影响之下，崇儒重学的风气在徽州越来越浓重，这样的大环境使许多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官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守则。
      经商富裕后，徽人的好儒表现为富而儒化，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 
    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历朝历代的科举还规定，商人不能应试登第。这种歧视性政策，让商人很自卑。到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人子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样一来，商人就看到了改变卑微命运的契机，他们想到了培养自己的子弟与族人，让他们入仕。商人子弟进入官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阶层的代言人，在施政和执政中，这些商贾子弟就会维护与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徽商在富裕之后，大力培养子弟，习儒求仕。 如徽州休宁人金声，其父金老板在湖南湖北一带经商，积累了很多资财。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受到当地士绅和官僚的敲诈勒索，金老板有苦难言，不得不曲以周旋。 一次，金老板的一个店伙计偷了店里的钱财，被金老板知道后，告到公堂之上。不成想，这伙计有个亲戚在府衙里当差。所以，告来告去，竟然落得个毫无结果。这件事让金老板非常气愤，他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考中科举，为自己扬眉吐气。决心已定，金老板立刻重金请来当地名师，全力辅导自己的儿子金声研读儒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之后，金声果然高中进士，并返回湖北，重返旧案，为父亲出了一口恶气。而后来，金声步步高升之后，还在崇祯皇帝面前慷慨陈述时务，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要求改变轻视商人的政策，对改变商人的经商环境颇有助益。
二、为培养子弟习儒求仕 ，徽商注重子弟教育
    为了办好教育，他们有的捐田地给府学县学，有的创办书院、私塾、义学，招揽子弟，教授儒学，所以，徽州地带，形成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的盛况。 《婺源县志》载：考川人帮淀，是一个大商人，致富之后，他建起了明经书院，从各地请来老师教书，见老师生活清贫，他又捐田300亩，田租都用来充当膳费。在他的感召之下，乡里的客户纷纷捐田捐物，十年之后，明经书院有老师与学生上千人。 三、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济困扶贫
    徽商经商赚了钱后，都喜欢为公益事业助资，还经常济困扶危，体现出儒家的仁义精神。徽州商人鲍氏父子就是乐善好施的典范。 鲍志道以经营盐业而致富，但他的生活与同时代其他大盐商的奢侈生活截然不同。鲍志道和家人都过着极为检朴的生活，但在公益事业的捐资上却从不吝啬。他用自己的钱财为家乡民众谋福利，表现得极为慷慨大方。他花钱雇人修建道路和桥梁，以便于来往交通；捐资在北京修建徽州会馆，供本地人在京城落脚住宿；出资维修学堂、书院，他是徽州致力于乡村建设的著名人士之一。在他死后，清政府的地方官上书陈请清政府准他入乡贤祠供奉，当朝权贵名流纷纷为他树碑立伟，名动一时。他家乡的民众也对他推崇备至。 鲍志道死后，他的大儿子鲍淑芳继承他的职任，继续担任两淮总商。鲍淑芳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同时，他从小深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也养成了不守财、慷慨施与的美德。他在两淮盐区也树立了很高的声望。 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镇?农民起义，为了军费，向盐商们募捐。鲍淑芳受命在众盐商中筹集军饷。由于募捐顺利，按期缴纳，嘉庆皇帝以其“输饷”有功，特别任命他为两淮盐运使。 两年后，洪泽湖发大水，附近灾民面临饥荒，鲍淑芳组织众盐商捐米六万石，赈济灾民。后来，淮河、黄河发大水，他又倡议设粥厂赈济灾民，并带头捐钱捐粮。赈期满后，他恳请盐商们再捐粮，并延长赈期两个月，拯救了数十万饥民。秋后修水利时，鲍淑芳动员众盐商共捐银300万两，帮助政府修堤筑坝。他对修水利的事非常关心，经常亲自去工地查看。后来鲍淑芳又积极组织商人捐资修水利，自己也数次解囊，曾一次捐银六万两。经几次兴修水利，淮河流域居民减轻了洪水带来的灾难。 他的事迹被官吏上报到嘉庆皇帝那里，嘉庆皇帝亲笔为他题写了“乐善好施”的匾额，以示表彰。 像鲍氏父子这样的徽州商人还有很多。
    明代婺源人朱腾远在楚地经商，一次，途经芝城，晚上宿旅舍，听到隔壁有一个妇人哭个不停，他就过去询问她，妇人告诉他，她的丈夫被人诬告下狱，没有上千两银子是救不回来了。 朱腾远听后，慷慨解囊，将1000两银子赠送给那妇人，也不留名，飘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