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史韵
小议《楚辞》与《庄子》的“游”
发布人:斑竹    2011-12-29 15:38          

邵学海(430077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所)

    (按: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交流论文)

    《楚辞》与《庄子》都有许多仙游与神游之词。屈原的《离骚》:“周流观乎上下……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于至乎西极”;《九歌》:“灵皇皇兮既降,飙远举兮云中”;“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的《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齐物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大宗师》:“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等等。这些无羁而浪漫的想象,成为《楚辞》、《庄子》共同的美学特征,所以人们经常将屈、庄并提。

    但是屈、庄毕竟不同,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指出:屈原执着于人际的是非、善恶、美丑;庄子则超乎尘世人生。所以屈原的仙游,是自我意识的充分呈现,它将理性表现为一种真挚炽热的情感抉择。庄子的神游,旨在追求精神的自由,寻找精神的家园,它表现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②]。受李泽厚先生的启示,本文另从创造本体出发,对屈原、庄子游乎天地的想象,试作一点分析。

    首先,屈原、庄子有不同人生背景,他们的仙游或神游,便有不同的寄托。

    屈原、庄子大致处在同一历史时期,庄子稍早,屈原稍晚,他们人生的境遇并不相同。屈原出生贵族,英年得志,“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橘颂》)。稍长,“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推知,他天资聪惠,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力颇强。并有爱国、爱家、爱人民的高尚品质,且心怀天下,以政治得失,国家兴亡为人生的情结。

    而“庄周家贫”(《庄子·外物》),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履”(《庄子·列御寇》),曾因借贷,遭到监河侯的嘲弄。他做到最大的官是小小的漆园吏。

    不同的背景,决定了屈原、庄子对待人生以及社会的态度,并使他们的“游”表现为美学上的不同形态。屈原的仙游之辞,寄托了他的政治抱负和举贤能、循绳墨、哀民生的情结。但是,“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离骚》),表明他的“游”实际上十分沉重,是一种无奈的“游”,它并不能安慰心灵的创伤。

    庄子也看到了楚国历史辉煌篇章的最后一页,同时也看到楚国从鼎盛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但是他远离政治中心,既不把楚国的命运,与他个人联系起来,还要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种种计较。故而,他不汲汲于政治的得失;又因通达的思维方式以及贫困的经济状况,又可以使他的思想超越形质,从而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宇宙,扩大到“道”,把人生的意义定位在本体的坐标上。所以他的“游”具有巨大的活力,是“无所待”,“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庄子·大宗师》)的,它给人一种轻快的,御风而行的升腾感。

    对于后世来说,屈原的“游”表现为一种政治的激情,既是我们民族心灵创痛的表征,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庄子的“游”,是一种精神的快乐与思想的解放,它在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方面,对后人都具有深远的,广泛的,富有启发性的影响力。 

    其次,屈原、庄子有不同的气质,他们的仙游或神游,便有不同的境界。

屈原有自尊、自信、直质的基本性格,属多血质,兼有胆汁质。到了他的晚年,由于艰难的时势,险恶的环境,以及易感情用事,迫使他堕入境界线中。心理学家认为,人在生命过程中与外界摩擦所产生的精神损伤,一般要通过艺术或哲学思考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使内心得到补偿。《离骚》是补偿精神缺损的产物,其中的“游”也是补偿精神缺损的产物。由于它是用正常的人生被残酷的激情所吞噬作代价而换来的,它所表现的境界就决定了虽显示病理的痕迹,却是非凡的,它是一种富于情感的壮丽的形式[③],如刘勰说:“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益锱毫。”(《文心雕龙·辩骚》)

庄子也自尊,受到监河侯的嘲弄,便“忿然作色”。但机智通达,并不直质,也不狷介。他提倡于世要做到无己、无名、无功(《庄子·逍遥游》)。认为“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意思是安于命运的安排,就不会有苦恼。对于得失,要安于无所得,也就不会感到无所失了。他厌倦人世的生活,亲近自然,经常出没于山水之间,以天地万物为对象,认为追求自然所体现的道,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所以他“游”的境界,包括他的思想,是与宇宙合一的,是畅快,天真,随心所往的。不是进取、矜严、峻刻、料峭的。

    再三,屈原、庄子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他们的仙游或神游,便体现不同的表现方式。

    屈原主要生活在江、汉、沮、漳,曾被流放,则北至汉北,南至沅湘。在文学形式与题材上,《楚辞》对长江中游民间歌舞有所借鉴,其中仙游之辞,多以原始时期神话故事为素材,富于浓重的巫觋色彩,所以称之为仙游则十分恰当。庄子生活在淮河流域,该地文化因素十分复杂,不同于战国中期的楚国腹地。虽然《庄子》中有很多关于南方楚国的描述,毕竟不是巫文化的产物。他的“游”多借寓言故事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庄子·逍遥游》),所以闻一多说《庄子》的美,是“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的似的天真”的美。与屈原的“游”相比,庄子的“游”多了自然的情趣。

    《楚辞》、《庄子》都是战国时期南方的文学作品,在某些方面确有共同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实际又存在着差别。我们研究先秦南方艺术,这一点是要加以特别注意的,不能混为一谈,一笼统搅合进巫的大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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